原广州日报社社长戴玉庆涉嫌受贿一案案发至今，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在新闻界，备受关注。2015年5月，这一关注爆出新的进展──58名资深人士联署上书，要求有关司法部门，依照法律原则、遵循法律程序，秉公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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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广州日报社社长戴玉庆 |
这58名
人士皆为中国新闻界、教育界、科研机构、法律界资深人士和企业高管，绝大多数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大多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其中绝大多数曾
经或者现在任职于中央各主要新闻单位、部分地方新闻单位、中央级和高等院校研究教育机构，以及法律、文化、金融等单位。其中许多人士曾任或现任媒体领导职
务、高级记者编辑、教授、律师、研究人员、高管等等。
戴玉庆同样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他的案件自然引起同窗、同行极大关注。他们中一些人在2014年广东东莞中院一审开庭时，曾出庭旁听，当时当局将戴玉庆戴上脚镣手铐出庭的情景，曾引起旁听者极大震撼：对一个尚未判决的嫌疑人施以重刑械具，是否符合法庭应有的程序？这种反常现象，更引起他们对案件及其背景的高度关注。
58名资深人士的联署上书全文如下：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东中法刑二初字第105号所涉案件，对原广州日报社社长戴玉庆涉嫌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戴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及赃款。
我们认为这是一起当审法庭罔顾事实，违背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错误的一宗错案。据知，被告人不服判决，已依法提起上诉。为此，我们强烈要求二审法院在审理此上诉案时，秉公执法，纠正一审中的问题。
我们仔细阅读了东中法刑二初字第105号判决书，对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认为此案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兹陈述如下：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案件是否处理得正确，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正确、处理得当、程序合法。其中，首要的是事实，只有查清事实，才能正确运用法律。
以此原则审视戴案，发现戴玉庆所谓的“犯罪事实”不清。
1、判决书认定戴受贿的事实（共计246.9万元）中，最大的一笔是常勇强行贿的200万元。该项行贿的事实依据，来源于常勇强的供述;而常的供述成立的依据，又来自戴的供述。两人的供述互相印证，形成证据链。
2、
但是，戴与常双方都向法庭做了翻供表述，特别是常多次提出在侦查阶段所做的有罪供述是在逼供、诱供的非正常情况下取得的。法庭本应以合法手段依法调查并单
独询问证人、重新录取口供，取得证据，才可以作为法庭上可以采信的证据。但东莞中院法庭却以“无依据”、“未明确提供具体线索”为由，未作任何调查核实，
仍然认定常在侦查阶段的证词为真实，从而构成戴受贿的事实。
3、除了常的供述，控方没有提供这笔贿款来往交接的任何物证、旁证。200万元这样大的资金流动，在银行查不出任何交易记录。这样重要的物证查无实据，供述就成了“犯罪事实”的孤证。
4、对重要证人的供述以及翻供，戴的代理律师曾十余次书面及庭上要求证人出庭当面质证，法庭本应传唤证人到庭，但却以“没有必要”为由，始终不让常这样的关键证人出庭。这显然违背了刑诉法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戴玉庆“犯罪事实”的依据，没有物证、没有对质、没有旁证，唯一依据是被告人和证人已经翻供的供词。
由此我们认为，戴玉庆受贿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缺失。至于被告作案的动机、目的，实施犯罪的时间、地点、条件及方法、手段、后果，在判决书中同样存在类似的事实不清和逻辑矛盾，限于篇幅，毋庸赘述。
戴案“事实”依据既如此，遑论“定性正确、处理得当”？！许多案例证明：重口供而轻证据，正是制造冤假错案的必备条件！
戴
玉庆是中国传媒界被卷入反腐案中最高的官员，案子因其复杂性、特殊性和社会影响而受到国内外的极大关注。从戴玉庆案发至今，我们一直密切关注此案，不仅仅
因为我们当中有戴玉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同学、前人民日报社的同事，还包括中央媒体和各地媒体的同仁，以及律师、各行各业专家、教授、高管；更重
要的是，我们都是以探索真相为己任、都是坚决支持和推进反腐倡廉、依法治国的公民！我们不能容忍任何一个贪腐犯罪分子，但也绝不容忍法律原则受到蔑视和践
踏！
追究贪腐关系党运国风，不应放过违法行为；司法是公正的最后防线，不可冤枉好人；如以反贪之名行报复之实，令廉官获罪，则亲痛仇快寒天下人心，更有损于伟大的反腐倡廉事业。
据
此，我们联名，一致要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严格依照“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理，办成一件真正经得住“历史、实践、
法纪”检验的铁案！同时，鉴于戴玉庆的身体状况，我们希望依照法律规定，采纳戴玉庆本人及家属的要求，准予对其取保候审。
来源：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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