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从1917年（30岁）即开始记日记，直至1972年（蒋于1975年去世），五十多年间，几无间断。现在，蒋的后人已将他的日记，捐赠给美国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并供全世界学者研究。
从报上看到蒋介石有关抗日的几段日记，似看到了蒋当时对日本侵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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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变的日军装甲车 |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即9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昨
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
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
蒋介石在这里所说的“粤逆叛变”、“内部分裂”，并不是说中共与红军，而是指当时主政广东的国民党粤系将领陈济棠。1931年，乘国民党元老之一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一事，陈济棠即通电反蒋，并驱走广东省长陈铭枢。同年5月，汪精卫等则于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任第一集团军司令。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际，蒋介石所处，并非真正一国之元首的地位。
除了中共与红军的力量在不断扩大外，就是在国民党内部，各自统兵数十万的西北冯玉祥、山西阎锡山、广西李宗仁这三大派系，都在积极进行反蒋。1930年四月，蒋冯阎李在中原地区爆发了上百万兵力厮杀的大战，虽然最后由于东北张学良的支持，以蒋介石获胜告终，但冯、阎、李三派并未彻底垮台，只是表面臣服而已。而且，很快又出现了陈济棠在汪精卫支持下公开反蒋的局面。
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面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侵略事变，还能有多少精力？
过去，蒋的一句口号：“攘外必先安内”，人们都以为他只是针对中共与红军。现在看来，这“安内”的含义，比人们对此口号的认识，要广阔得多。
历史的真相，往往出乎人们的想当然。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9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又写道：
“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
这应是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之前景，所抱的最积极态度。
其实，蒋介石自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发生了日本驻济南军队惨杀中国人的“济南惨案”后，便对日本变为恨之入骨，从此，每每在日记中都会写上“雪耻”二字。
1931年10月20日，在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方面交涉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见日本代表，感想无穷，始见之如和柔，一与之接近，则狡狯之色，轻侮之行，立现无余。欧美各国代表，皆可亲可爱，未有如日本之恶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礼义，东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残也。”
1937年7月30日，北平沦陷后，蒋在日记中更是愤书：
“雪耻。试看暴日究能横行到几时？！”
对正式开战抵抗日本的时机，蒋介石认为，他有过误判。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第二天，即7月8日，蒋在日记中写道：
“倭寇在卢沟桥挑衅，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
认为日本人虽然野心勃勃，但他们还没有到敢于全面与中国开战的力量。因此，蒋介石对“七七卢沟桥事变”采取了强硬态度，欲借此迫使驻华北的日本军队有所约束。但是，到7月底，战势并未如蒋所期望，日本军队的猖狂不仅未能被扼制住，相反更甚，竟先后占据北平、天津。
因此，蒋在其“本月反省录”中写道：
“倭寇随手而得平津，殊出意料之外。”“对倭外交，始终强硬，其间不思运用。如当时密允宋哲元（当时负责抵抗日本的国民党29军军长──陈注）准倭筑津石路，则至少可有一年时间展缓准备，亦较完整。此则余对外交政策，一惟舆论是从，而疏于远虑，自谋大乱之过也。”
显然，蒋介石认为，以“七七卢沟桥事变”为契机，打击一下日本的嚣张气焰，这个方针，看来有误。也就是说，正式全面抵抗日本的侵略，仍嫌过早一年。而他检讨这个误判之责，则是在于他“一惟舆论是从，而疏于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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