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上午,贵州贵阳市一栋住宅楼因山体滑坡而垮塌。经初步核查,垮塌房屋住35户114人,其中98人安全,有15人手机信号在事故现场。随后新华社客户端「我在现场」发出消息称:贵州楼房倒塌,副市长不抢险抢新华社记者相机。一时间舆论哗然。
大陆官员在辖区内打人抢物,一副土匪德性;有土匪特征者在今日官场中却占据主流。 |
据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称,他在现场外拍摄,被当地工作人员抢夺相机,暴力阻拦。当时他亮明了新华社记者身份,但仍被阻挡拍摄,一工作人员现场指挥:「把他的相机收了。」这位指挥抢夺相机者名叫徐昊,2015年2月获补选为贵阳市政府副市长。
有15个塌楼居民的手机信号在事故现场,意味着他们很可能被埋在塌楼之之下。值此救人黄金期,副市长不是现场指挥救人,而是节外生枝去抢记者相机,真的是不可理喻。
虽然让人觉得不可理喻,但此种情况在大陆官场实际上又见怪不怪。也许还有人记得2010年12月
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也是新华社下属机构记者,到辽宁省建昌县政府大楼电话约见县政法委副书记钟继祥,钟接到电话就质疑记者是骗子,并称「我想抓你」。随后
记者来到政法委办公室,见四人上班打牌,遂拍了照。这时钟继祥带着三个干部冲进来,说「给我好好查」,其中一人将记者相机「拿走」。有媒体记者就此给钟继
祥打电话求证,却遭钟的威胁:「你要过来,小心你的小命。」
世
人记忆犹新的另一则新闻发生在今年初,当时《南方都市报》记者接到报料称,深圳有党员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在深圳某海鲜山庄公款消费野生保护动物娃
娃鱼。记者暗访证实,深圳警界多名官员出席饭局。当时一文字记者亮明身份采访时,遭到参与饭局的官员和安保人员拳打脚踢、扇耳光;一摄影记者被锁喉、围
堵,相机被砸并抢走;另一名文字记者被强行抢走手机,双手遭抓伤流血。
这样的大陆官员,在辖区内打人伤人,抢夺别人的物品,一副土匪德性。但必须指出,土匪在任何社会都是极少数,而饶有土匪特征者在今日大陆官场中却占据主流,因此他们相互之间并不觉得有何不正常的地方。
乍听起来,土匪官员只是某些基层的一股恶势力,其实不然。目前有公开报道的官职最高的土匪,是湖北一个正省部级干部。2010年3月
全国「两会」期间,人大湖北代表团召开新闻发布会,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出席。后来这位省长离去时,《人民日报》所属《京华时报》女记者刘杰提了最后一个问
题:「您对邓玉娇案怎么看?」李鸿忠脸色顿时阴沉,板着脸离去。不意这位省长又折返现场,逼问刘杰是「哪部分的」,刘杰答曰《人民日报》的。李鸿忠威胁
说:「人民日报你怎么老纠缠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要给你们社长讲,是不是,对不对?」李省长一把夺过刘杰的录音笔,径直走向电梯。一众记者当场无言,女
记者刘杰红了眼圈。
后来有记者寻机要李鸿忠对此事件作出解释,这位省长辩解说,因为那位女记者在描述身份时语气不太肯定,所以他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了,看看是什么内容。」
这真是名曰做着官,实则干着《水浒传》里「剪径贼人」的勾当,而官员本人浑然不自知,还一副有理走遍天下的架势。是谁赋权于官员,让他们可以抢走记者的相机、录音笔的?按照法治的标准,这些官员实际上已涉嫌违法犯罪。记者使用的专业照相机每台几万元至10多万元人民币,属于贵重物品,如果给官员定个抢劫罪,还可以归为「情节特别严重」者。此外妨碍媒体记者正常采访,若非寻衅滋事,起码也是民事上的侵权行为。
官
员敢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抢东西、动粗打人,说得轻一点,也是过于颟顸,太不顾惜自己的公众形象了。实际上,这些官员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公众形象」的概念。这
首先可以归咎于官员普遍的无知,但归根结底,乃因他们代表一种强加于人民的强权统治,从来无法无天惯了,根本就不在乎人民的感受,所以恋可以恣意妄为而无
所顾忌。
但
中国不是说要推进依法治国么?如果「剪径贼人」像《水浒传》所言「乘势夺包裹」,在美国无疑将受到法律制裁,不排除被受害者当场拔枪击毙的可能性。就算是
在中国宋朝,也要遭到官府缉拿。惜乎现在中国远非法治国家,令大小官员可以「剪径」,可以抢夺记者相机和录音笔,可以胡作非为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就
是大陆法治的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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