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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22日星期一

江泽民三件蠢事 声望大大下降 留一世骂名

【编者按:江泽民最大的蠢事,是与俄国签订”中俄边境新约”,出卖的中国北方领土,相当于东北三省面积总和。】

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在钓鱼台国宾馆与叶利钦热情拥抱

江泽民干了三件蠢事:一是大讲13年的成就,把功劳全记在自己帐上,二是自己在中央党校讲话把“三个代表”摆到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同等地位。三是十六大还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主政中国长达15年。原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常务副社长杨继绳在《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谈到,“江泽民如果在十六大全身引退,或许能留下一个好名声。可惜的是,不知什么人出的主意,他干了三件蠢事,使他的声望大大下降。”

1989年以后三年改革的倒退,企业界和知识界感到十分压抑。

1991年下半年,北京的理论界在小范围内不声不响地重新拨旺改革之火。这样的小会我参加了几次,我们自己也举办过这样的会。199111月,经报社领导同意,《经济参考报》理论部(当时我是理论部主任)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是在新华社新闻大厦l05会议室召开的。我们请来了薛暮桥、厉以宁、董辅□、季崇威、戴图晨、张卓然、杨培新、陈吉元等1O多名头牌经济学家,当时薛暮桥、厉以宁还刚刚挨了左派领导人的批评。在座谈会上,他们一吐为快,发言激烈。我们还请他们每人带来一篇文章。第二天(我记得是1116),我们在头版用一整版的篇幅刊载了这些学者的发言摘要。在整理这篇摘要时,我把“十三大”赵紫阳的政治报告放在旁边,作为尺子(“六四”后邓小平曾肯定了这个报告), “把政策用足”,尽可能把大家的意见表达出来。在这以后,每人在一版位置登一篇他们交来的文章,一连登了十多天。没想到,十多位学者的发言摘要引起了国内 外的强烈关注,国外有四大通讯社发了消息,有的通讯社还以“中国的改革者发起了反攻”为题,有两家外国报纸还全文转载了我们的发言摘要。外电对中国事情这 么强烈的反应,按过去通常作法,新华社应当收在《参考资料》中,但这次并没有收进去。因为这是新华社自己点的火,在当时那种反和平演变的气氛中,上面看到 了可能给新华社带来麻烦。但在国内企业界反应强烈。后来厉以宁见了我说:“你们发了我的文章后,我收到了这么多读者来信,都是企业写来的。”他用两只手比 划着,足有半尺高!可见学者的发言表达了企业界的心声。


1992年春,邓小平旋风从南方刮到了北京。在1990年和1991年 反和平演变中受到压抑的改革派真正开始了全面反攻。北京的理论研讨会又多了起来。坚持计划经济的人沉默了,反和平演变再没人提了。改革派接二连三地“收 复”了北京政治风波以后三年的“失地”,精神振奋。他们认为,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市场派的经济学家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到处作报 告,到处发表文章。思想界、文艺界、新闻界的名人都站出来写文章、作演讲。对左派进行讨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3月初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强调“左”葬送社会主义的危险性。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更富有挑战性。他说:

根 本问题是把经济搞上去。苏联的垮台,绝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创 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现了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 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了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就垮台了吗?

如 果我们不清理一下“左”的东西,不把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问题稍加具体化,光空喊加快改革步伐,实质上是加不快的。“左”的积习 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是来自这种“左”的积习。“左”的东西表现很多:你要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丧失治理整 顿的成果,他没有想一想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大好形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说要多利用一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 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 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点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会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 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有人作了这样的高度概括,三 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 了。有些人,一面吃着改革开放的饭,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一面大骂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是留恋50年代、60年 代那种短缺经济。也有人至今留恋阶级斗争那一套。总觉得,你斗我,我斗你,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人人不得安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 不是社会主义。总之,“左”的积习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可低估。干什么事情他都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都不敢干,什么事情也不能干。“左” 的东西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由于它带有革命色彩,是革命的言辞,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层 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


邓小平同志谈话,光跟在那里重复,说上千遍万遍,没有用,重在落实和执行。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将是一种灾难。有人攻击特区,1984年 就有人给我提建议,让那些自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的人,可以让他们承包一个地方,或者承包一个岛,让他们实行他们想要实行的那一套,搞他们的特区。 不竞争就判别不出真理来。问题在于,谁去办这个特区?就是连那些一有机会就攻击改革开放的、自认为是正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人,他们也不去!

人们认为田纪云的讲话是一篇很好的“讨左檄文”,中央党校的这部录音带畅销一时。200469日下午,在一个田纪云在座的饭桌上(本书作者也在座),有人称赞他在党校1992年 的讲话,说这个讲话很有骨气,问田当时是不是感到有风险?田纪云说:“当然有风险。我讲的左的种种表现,都是有所指的。所以左派恨之入骨。”田纪云还说: “为了防止左派告黑状,我一作完报告,就从主持人那里要了一份录音和录像,托邓楠送给小平。后来,果然有人找小平告状,说田纪云在党校讲话不好。小平说, 我听了录音,没有什么。多亏了这么做,不然我就出政治局了。”

邓小平已经88岁 了,来日无多。像毛泽东晚年担心他的路线会变化一样,邓小平也有这种担心。毛泽东是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是怕他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夭折,也怕中国共 产党失去领导权。他担心的还是“两个基本点”,对改革开放更为钟情。因为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功绩还是改革开放,所以,他对田纪云等批评左派是很满意 的。


第 三代领导集体已经形成。原来传说的“南巡讲话”中对这一代领导集体流露出不大放心之处,经整理后正式传达时有“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 多”这句话。不管怎么样,领导班子木已成舟,他不能再让他的第三个接班人下台。他唯一能做的是,让改革开放路线深入人心,并且形成具体的路线、方针。他要 为将来的路铺好铁轨,并把第三代领导人推上这条铁轨,造成这样一种格局:你的列车只能在我这个轨道上开,离开这个轨道就要翻车。除此以外,邓小平还在人事 上作了安排:把年仅49岁的胡锦涛定为江泽民的接班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接班人通常是由现任最高领导人这一代决定的。但是,在十四大上,邓小平把江泽民的接班人也定下了,提前为江泽民办了“后事”。这种隔代决定继承人的作法,为今后的高层政治增添了复杂因素。

南 巡讲话已经为他这种努力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现在需要做的是在党代会上把这个思想体系确立起来,并制定出具体的路线、方针,从而用党的组织力量来推行。江 泽民在这一点上是密切配合的。邓小平只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江泽民进而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总目标。邓小平称赞江泽民“这件事 做得很有份量”。

199210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出席会议的有2035名代表。600多名中外记者采访了这次盛会。江泽民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充分肯定了14年的改革开放;肯定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确立了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重申了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明确了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其中首要任务是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这个报告在起草过程中就经过反复酝酿,九易其稿。在这次会上,代表们经反复讨论后通过。


十四大撤销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这表示,老人们不再当现任领导人的保姆,让他们在家里颐养天年。江泽民不必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看老人们的脸色行事。不过,直到1994年邓小平和陈云因身体原因再也不能问事时,江泽民才算真正走出老人政治的阴影。

十 四大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对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 裕。”完全采纳了邓小平南巡讲话中的解释。总纲完全体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体现了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此时,陈云还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影响。19933月,李铁映就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之前,到杭州拜见陈云,听取陈关于改革的意见。但是,十四大以后,陈云没有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

“铺轨”到此还没有完成。再经过一年的酝酿,199311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一共50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轮廓框架作了设计。这个设计完全体现了邓小平的思想。这个决定还提出在本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个决定的产生,江泽民也出了很大的力气。这算是两代领导人对未来经济体制的共识,也是两代人的一种交接。

到 现在,邓小平对身后的事更加放心了。“十四大”以后,江泽民虽然名义上是军委主席,但杨氏兄弟不一定听他的话。所以,有杨家兄弟掌握重兵,江泽民还不算完 全接班。这时,江泽民面对一个现实、两个机会。一个现实是,杨氏兄弟两人执掌军队,并且过于张扬,军内老将们对他们十分不满,他们提出的用军队“为改革保 驾护航”的口号也得罪了很多人。两个机会是:一是张爱萍、李聚奎等七位上将在1989年春天上书中央反对动用军队镇压学生,“六四”后他们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另一个机会是杨尚昆虽然是“六四”时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执行者,但他内心深处还有不同看法(1998年他对301医院的蒋彦永大夫说:“‘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江泽民是这样利用这两个机会的:一方面他提高这七位上将的政治地位(如李聚奎逝世时以超乎寻常的规格举行追悼会), 争取老将们在邓小平面前说话,批评杨尚昆兄弟的种种不是;另一方面通过某种方式让邓小平知道杨尚昆兄弟对“六四”心怀异见,使邓小平担心日后杨尚昆可能为 “六四”翻案。经过努力,邓决定剥夺杨氏兄弟的兵权,但杨家兄弟还不知就里。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杨尚昆提出让他的弟弟杨白冰进政治局常委,江泽民坚决 顶回去了。江泽民敢顶,是因为他事先从邓那里得到了承诺。江泽民借邓小平之手,赶走了杨家兄弟,换上了份量比杨家兄弟轻得多、且没有政治野心的刘华清和张 震。从此,江泽民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军委主席。接着,江泽民在军队中大批提拔干部,大批任命上将,他的地位才算真正稳定。

作为接班人,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抓住六个字:“站住脚,做好事”。这六个字也可以用另外的说法,即:“掌好权,治好国”。站住脚(即“掌好权”)是前提。国家最高领导岗位这个地方无风三尺浪。曹操把这个地方称之为“火炉”,没有几下子是不容易站得稳的。连脚部站不稳,就谈不上做好事(即“治好国”)。在权威政治条件下,新领导人要“站住脚,做好事”,他必须使自己强大。这就必须大胆而谨慎地抓住军队,大胆而谨慎地进行组织人事调整。江泽民在两三年之内很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随着权力的巩固,江泽民逐渐显出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注:“三个代表”的完整提法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 常识,不是什么理论,不管谁执政都会向老百姓有类似的宣称。“三个代表”的提法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形势,在新的形势下得到执政的合法性。“三个代 表”比“四项基本原则”大大前进了一步。在江泽民主政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按邓小平的意愿向市场化,全球化方向大步推进,国民经济也以较高的速度发 展。

如果1992年 邓小平用朱熔基顶替江泽民,情况会怎么样呢?朱熔基当五年总理的实践证明,他是一位计划经济思想很重的干部,在国企改革中不提产权改革,在粮食和棉花流通 中取消了农民的卖粮自由,他扶持了一批行政垄断性大企业,影响了中国的市场化进展。这些是和邓小平的初衷相背的。如果让朱接班,其结果可能还不如江。可 见,权威人物选择接班人,常常选出不符合自己意愿的人。


江泽民如果在十六大全身引退,或许能留下一个好名声。可惜的是,不知什么人出的主意,他干了三件蠢事,使他的声望大大下降:

一是大讲13(1989年到2002)的成就。这使人们产生了两个不好的印象:江泽民不顾事实地把这些年经济发展的功劳全记在自己帐上,其实,他完全执政并没有13年,他虽然1989年当了总书记,但1994年才开始摆脱邓小平的控制;他讲的13年恰好是“六四”以后的13年,人们认为他是在强调“六四”镇压的效果。

二是自己在中央党校讲话把“三个代表”摆到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同等地位。马毛邓三者是后人或别人摆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神龛”的,而江泽民却自己爬上了“神龛”。

三是十六大还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也许这不是江泽民的本人的意愿,但不可避免给人们留下了“老江交班不交枪”、“恋权”的把柄。他保留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以后,有时还站在保守立场,对新领导人指指点点,群众也很反感。

而且,这三件蠢事是和大树特树江泽民的权威连在一起的。对这种“造神”宣传,也许是“权威政治”的需要,但在老干部和知识界中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来源: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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