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江泽民最大的蠢事，是与俄国签订”中俄边境新约”，出卖的中国北方领土，相当于东北三省面积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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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在钓鱼台国宾馆与叶利钦热情拥抱 |
江泽民干了三件蠢事：一是大讲13年的成就，把功劳全记在自己帐上，二是自己在中央党校讲话把“三个代表”摆到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同等地位。三是十六大还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主政中国长达15年。原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常务副社长杨继绳在《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谈到，“江泽民如果在十六大全身引退，或许能留下一个好名声。可惜的是，不知什么人出的主意，他干了三件蠢事，使他的声望大大下降。”
1989年以后三年改革的倒退，企业界和知识界感到十分压抑。
1991年下半年，北京的理论界在小范围内不声不响地重新拨旺改革之火。这样的小会我参加了几次，我们自己也举办过这样的会。1991年11月，经报社领导同意，《经济参考报》理论部(当时我是理论部主任)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是在新华社新闻大厦l05会议室召开的。我们请来了薛暮桥、厉以宁、董辅□、季崇威、戴图晨、张卓然、杨培新、陈吉元等1O多名头牌经济学家，当时薛暮桥、厉以宁还刚刚挨了左派领导人的批评。在座谈会上，他们一吐为快，发言激烈。我们还请他们每人带来一篇文章。第二天(我记得是11月16日)，我们在头版用一整版的篇幅刊载了这些学者的发言摘要。在整理这篇摘要时，我把“十三大”赵紫阳的政治报告放在旁边，作为尺子(“六四”后邓小平曾肯定了这个报告)，
“把政策用足”，尽可能把大家的意见表达出来。在这以后，每人在一版位置登一篇他们交来的文章，一连登了十多天。没想到，十多位学者的发言摘要引起了国内
外的强烈关注，国外有四大通讯社发了消息，有的通讯社还以“中国的改革者发起了反攻”为题，有两家外国报纸还全文转载了我们的发言摘要。外电对中国事情这
么强烈的反应，按过去通常作法，新华社应当收在《参考资料》中，但这次并没有收进去。因为这是新华社自己点的火，在当时那种反和平演变的气氛中，上面看到
了可能给新华社带来麻烦。但在国内企业界反应强烈。后来厉以宁见了我说：“你们发了我的文章后，我收到了这么多读者来信，都是企业写来的。”他用两只手比
划着，足有半尺高！可见学者的发言表达了企业界的心声。
1992年春，邓小平旋风从南方刮到了北京。在1990年和1991年
反和平演变中受到压抑的改革派真正开始了全面反攻。北京的理论研讨会又多了起来。坚持计划经济的人沉默了，反和平演变再没人提了。改革派接二连三地“收
复”了北京政治风波以后三年的“失地”，精神振奋。他们认为，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市场派的经济学家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到处作报
告，到处发表文章。思想界、文艺界、新闻界的名人都站出来写文章、作演讲。对左派进行讨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3月初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强调“左”葬送社会主义的危险性。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更富有挑战性。他说：
根
本问题是把经济搞上去。苏联的垮台，绝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创
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现了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
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了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就垮台了吗？
如
果我们不清理一下“左”的东西，不把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问题稍加具体化，光空喊加快改革步伐，实质上是加不快的。“左”的积习
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是来自这种“左”的积习。“左”的东西表现很多：你要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丧失治理整
顿的成果，他没有想一想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大好形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说要多利用一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
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
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点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会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
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有人作了这样的高度概括，三
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
了。有些人，一面吃着改革开放的饭，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一面大骂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是留恋50年代、60年
代那种短缺经济。也有人至今留恋阶级斗争那一套。总觉得，你斗我，我斗你，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人人不得安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
不是社会主义。总之，“左”的积习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可低估。干什么事情他都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都不敢干，什么事情也不能干。“左”
的东西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由于它带有革命色彩，是革命的言辞，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层
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
邓小平同志谈话，光跟在那里重复，说上千遍万遍，没有用，重在落实和执行。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将是一种灾难。有人攻击特区，1984年
就有人给我提建议，让那些自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的人，可以让他们承包一个地方，或者承包一个岛，让他们实行他们想要实行的那一套，搞他们的特区。
不竞争就判别不出真理来。问题在于，谁去办这个特区？就是连那些一有机会就攻击改革开放的、自认为是正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人，他们也不去！
人们认为田纪云的讲话是一篇很好的“讨左檄文”，中央党校的这部录音带畅销一时。2004年6月9日下午，在一个田纪云在座的饭桌上(本书作者也在座)，有人称赞他在党校1992年
的讲话，说这个讲话很有骨气，问田当时是不是感到有风险？田纪云说：“当然有风险。我讲的左的种种表现，都是有所指的。所以左派恨之入骨。”田纪云还说：
“为了防止左派告黑状，我一作完报告，就从主持人那里要了一份录音和录像，托邓楠送给小平。后来，果然有人找小平告状，说田纪云在党校讲话不好。小平说，
我听了录音，没有什么。多亏了这么做，不然我就出政治局了。”
邓小平已经88岁
了，来日无多。像毛泽东晚年担心他的路线会变化一样，邓小平也有这种担心。毛泽东是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是怕他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夭折，也怕中国共
产党失去领导权。他担心的还是“两个基本点”，对改革开放更为钟情。因为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功绩还是改革开放，所以，他对田纪云等批评左派是很满意
的。
第
三代领导集体已经形成。原来传说的“南巡讲话”中对这一代领导集体流露出不大放心之处，经整理后正式传达时有“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
多”这句话。不管怎么样，领导班子木已成舟，他不能再让他的第三个接班人下台。他唯一能做的是，让改革开放路线深入人心，并且形成具体的路线、方针。他要
为将来的路铺好铁轨，并把第三代领导人推上这条铁轨，造成这样一种格局：你的列车只能在我这个轨道上开，离开这个轨道就要翻车。除此以外，邓小平还在人事
上作了安排：把年仅49岁的胡锦涛定为江泽民的接班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接班人通常是由现任最高领导人这一代决定的。但是，在十四大上，邓小平把江泽民的接班人也定下了，提前为江泽民办了“后事”。这种隔代决定继承人的作法，为今后的高层政治增添了复杂因素。
南
巡讲话已经为他这种努力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现在需要做的是在党代会上把这个思想体系确立起来，并制定出具体的路线、方针，从而用党的组织力量来推行。江
泽民在这一点上是密切配合的。邓小平只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江泽民进而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总目标。邓小平称赞江泽民“这件事
做得很有份量”。
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出席会议的有2035名代表。600多名中外记者采访了这次盛会。江泽民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充分肯定了14年的改革开放；肯定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确立了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重申了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明确了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其中首要任务是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这个报告在起草过程中就经过反复酝酿，九易其稿。在这次会上，代表们经反复讨论后通过。
十四大撤销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这表示，老人们不再当现任领导人的保姆，让他们在家里颐养天年。江泽民不必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看老人们的脸色行事。不过，直到1994年邓小平和陈云因身体原因再也不能问事时，江泽民才算真正走出老人政治的阴影。
十
四大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对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
裕。”完全采纳了邓小平南巡讲话中的解释。总纲完全体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体现了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此时，陈云还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影响。1993年3月，李铁映就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之前，到杭州拜见陈云，听取陈关于改革的意见。但是，十四大以后，陈云没有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
“铺轨”到此还没有完成。再经过一年的酝酿，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一共50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轮廓框架作了设计。这个设计完全体现了邓小平的思想。这个决定还提出在本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个决定的产生，江泽民也出了很大的力气。这算是两代领导人对未来经济体制的共识，也是两代人的一种交接。
到
现在，邓小平对身后的事更加放心了。“十四大”以后，江泽民虽然名义上是军委主席，但杨氏兄弟不一定听他的话。所以，有杨家兄弟掌握重兵，江泽民还不算完
全接班。这时，江泽民面对一个现实、两个机会。一个现实是，杨氏兄弟两人执掌军队，并且过于张扬，军内老将们对他们十分不满，他们提出的用军队“为改革保
驾护航”的口号也得罪了很多人。两个机会是：一是张爱萍、李聚奎等七位上将在1989年春天上书中央反对动用军队镇压学生，“六四”后他们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另一个机会是杨尚昆虽然是“六四”时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执行者，但他内心深处还有不同看法(1998年他对301医院的蒋彦永大夫说：“‘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江泽民是这样利用这两个机会的：一方面他提高这七位上将的政治地位(如李聚奎逝世时以超乎寻常的规格举行追悼会)，
争取老将们在邓小平面前说话，批评杨尚昆兄弟的种种不是；另一方面通过某种方式让邓小平知道杨尚昆兄弟对“六四”心怀异见，使邓小平担心日后杨尚昆可能为
“六四”翻案。经过努力，邓决定剥夺杨氏兄弟的兵权，但杨家兄弟还不知就里。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杨尚昆提出让他的弟弟杨白冰进政治局常委，江泽民坚决
顶回去了。江泽民敢顶，是因为他事先从邓那里得到了承诺。江泽民借邓小平之手，赶走了杨家兄弟，换上了份量比杨家兄弟轻得多、且没有政治野心的刘华清和张
震。从此，江泽民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军委主席。接着，江泽民在军队中大批提拔干部，大批任命上将，他的地位才算真正稳定。
作为接班人，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抓住六个字：“站住脚，做好事”。这六个字也可以用另外的说法，即：“掌好权，治好国”。站住脚(即“掌好权”)是前提。国家最高领导岗位这个地方无风三尺浪。曹操把这个地方称之为“火炉”，没有几下子是不容易站得稳的。连脚部站不稳，就谈不上做好事(即“治好国”)。在权威政治条件下，新领导人要“站住脚，做好事”，他必须使自己强大。这就必须大胆而谨慎地抓住军队，大胆而谨慎地进行组织人事调整。江泽民在两三年之内很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随着权力的巩固，江泽民逐渐显出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注：“三个代表”的完整提法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
常识，不是什么理论，不管谁执政都会向老百姓有类似的宣称。“三个代表”的提法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形势，在新的形势下得到执政的合法性。“三个代
表”比“四项基本原则”大大前进了一步。在江泽民主政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按邓小平的意愿向市场化，全球化方向大步推进，国民经济也以较高的速度发
展。
如果1992年
邓小平用朱熔基顶替江泽民，情况会怎么样呢？朱熔基当五年总理的实践证明，他是一位计划经济思想很重的干部，在国企改革中不提产权改革，在粮食和棉花流通
中取消了农民的卖粮自由，他扶持了一批行政垄断性大企业，影响了中国的市场化进展。这些是和邓小平的初衷相背的。如果让朱接班，其结果可能还不如江。可
见，权威人物选择接班人，常常选出不符合自己意愿的人。
江泽民如果在十六大全身引退，或许能留下一个好名声。可惜的是，不知什么人出的主意，他干了三件蠢事，使他的声望大大下降：
一是大讲13年(1989年到2002年)的成就。这使人们产生了两个不好的印象：江泽民不顾事实地把这些年经济发展的功劳全记在自己帐上，其实，他完全执政并没有13年，他虽然1989年当了总书记，但1994年才开始摆脱邓小平的控制；他讲的13年恰好是“六四”以后的13年，人们认为他是在强调“六四”镇压的效果。
二是自己在中央党校讲话把“三个代表”摆到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同等地位。马毛邓三者是后人或别人摆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神龛”的，而江泽民却自己爬上了“神龛”。
三是十六大还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也许这不是江泽民的本人的意愿，但不可避免给人们留下了“老江交班不交枪”、“恋权”的把柄。他保留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以后，有时还站在保守立场，对新领导人指指点点，群众也很反感。
而且，这三件蠢事是和大树特树江泽民的权威连在一起的。对这种“造神”宣传，也许是“权威政治”的需要，但在老干部和知识界中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来源：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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