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忆：焚书坑“孺”

文革一开始，就兴起了破“封资修”的红色狂潮。

首先是收书、烧书。学校和生产大队都召开大会，要收藏的所谓“古书”都上交。过期不交，“后果自负”。

于是，许多人都把自己祖传下来的书，或者是辛辛苦苦购买、收集的书拿出来上交了，生怕交晚了被找麻烦。当时我们还很小，也知道不上交所带来后果的严重性，也把自己那几本心爱的连环画上交了。当然，也有一些胆子大的人，冒着风险保存了一些旧书。

向“四旧”猛烈开火

一 次，在开完全校师生大会后，这些上交的书籍和学校保存的所谓封资修的图书都拿出来堆放在操场上。主持大会的造反派指着这堆书说：今天，我们要告别一个旧时 代，让这些封资修的东西统统见阎王去。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今后，我们只读毛主席的书，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以毛泽东 思想统率灵魂，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言毕，他就往书堆里泼上事先准备好的煤油，然后点燃。这堆书燃起的熊熊大火持续了两三个小时。书，随着缕缕青烟和袅袅飘飞的灰片，永远告别了这个荒唐的时代。

焚书后不久，“文攻武围”全面铺开，打死、整死了许许多多的人。德国诗人海涅的那句名言“哪里烧书，哪里接着就会把人也扔进火堆”，再次得到残忍验证。

不仅是收书、烧书，对那些传统文化建筑，也不放过，也在“破”之列。

文革时期“破四旧”

我所居住小镇的南头，有一座保存了几百年的石牌坊，据说是小镇赵姓所立，称为“赵家牌坊”。牌坊上雕有各种小动物和各种花卉草木，还有栩栩如生人物图像，两边蹲着两尊石狮子。从枣阳到我住的小镇，要经过这座牌坊，人们看到这牌坊，立刻会感到小镇的古朴、深沉与厚重。

有天早上，还没起床，突然听到哨子声，还有许多人整齐的号子声。赶紧起床看个究竟。原来是扒这座牌坊，说它是封资修。用绳子绑在上面的石头上，众人在指挥下用力拉绳子，一会儿的工夫，这座矗立了几百年、凝聚了丰富文化内涵的牌坊就销声匿迹了。

扒了牌坊，还嫌不过瘾，这帮人就又敲着锣鼓家什，扒每家每户的屋脊。

那 时候的房子，多是“解放前”修建的，都带有清朝建筑的风格，屋脊上雕着动物图案，如、龙头、虎头、狮头等，龙头或者狮头伸得又高又远，配上彩色的描绘，活 灵活现的，很是漂亮。这些人就爬到房顶上，把屋脊上的“龙头”、“凤头”、“虎头”统统敲下来，扔在地上，留下的是残缺难看的龙身、凤身和虎身。

扒牌坊和敲屋脊，这些毁灭传统文化的荒唐事，对我们这帮小伙伴的消极影响，相对是间接的、潜在的。而收书、烧书对我们的戕害，那可是立马就显现出来了。

因为书对我们来说，已经是生活中的必需品了，或者说我们已经对书有了一定程度的依赖。没书看，特难受。

文革时期“破四旧”

这都是爱听故事引起的。

文革前，我们学校开有“周课”(讲故事课)，每周两节。每到周课，黄老师就给我们讲故事。要是天气晴朗，黄老师就把我们带到学校东边的沙河滩上，同学们随意地躺在沙滩上，听黄老师讲故事。

我们学校有位炊事员，姓申，我们都称他为老申伯。闲来没事的时候，老申伯也经常给我们这帮子小伙伴讲故事。

文革开始后，我们最喜欢的周课被取消了，老申伯闲暇的时候也要参加会议或学习毛主席著作，也没有工夫给我们讲故事听了。

但，我们听故事已经上瘾了。几天不听故事，那根上瘾的馋虫抓挠得心头直痒。

怎么办？只有自己找书看。

而在当时，除了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四卷》外，准许看的书太少了。这些准许看的书如《高玉宝》、《刘文学》、《收租院》等，又都是宣扬仇恨和斗争的，没有什么生动的故事情节，更没有知识性、趣味性，我们都懒得看。

1967年，广东高州帅堂中学在“破四旧、立四新”中焚烧“封资修”书籍等物资。

想 看的书都是所谓的禁书，且数量很少。要想找到旧书，就要像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那样，秘密地打听，看谁家有私藏的禁书。打听到了，藏书的主人并不会轻易外借 的，必须是信任的人才能借出。好不容易借到了，也只能背着人看。那年月，要是被人发现看了“禁书”，轻的会被认为“思想不健康”，重的会因此遭批斗。

儿时的一个“铁哥儿们”家里有禁书，他和他的家长对我又比较信任，所以，我就经常到他那里借书看，每次借都约定有还书期限。在外面遇到了，他就会问一句“咋样了”?我就答“快了”。旁边的人莫名其妙，就说“你们对的啥暗号？是不是在搞地上工作”？

一次，我又到这位同学家借书，书藏在里间房子的顶蓬上。我俩就踩着装粮食的缸上去取，刚踩上去，缸沿破了，俺俩都吓得不敢吭声。同学的母亲出来了，笑着说，没关系，可以修补的。我至今仍然记得老人家那慈祥的笑容。

文革禁书，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人们太想看那些既能长知识、长见识，又能提高分析能力和思维水平的好书。但这些书都是禁书，看不到。于是，一些没有公开出版发行的小说手抄本，在1973年到1976年私下流传开来，印象最深的是《第二次握手》，许多人都要抄这本书，我抄了大约二十几页，就被人“抢”走了。

长大了，每当回想起这荒唐一幕时，总是愤愤不平。正是对书如饥似渴的时候，却来了一场“红色风暴”，把我们读书的权利也给剥夺了，脑子里尽装的是那些对生活毫无帮助的僵化的教条，和反文明反社会的所谓正统观念。

文 革焚书、禁书，造就了大批不敢独立思考，不会独立思考、不明事理、人云亦云的人。一个社会，把能言语、会思考的人整治得像动物那样，只能吃睡，不能思想， 不是地狱也接近地狱了吧？如果说摧毁乡民自治、乡绅治理，是自断民族脊梁骨的话，那么，文革就是自己抽干民族血液和精髓的愚蠢行为，这个民族从此不仅不能 直立，只能匍匐，而且沦为精神上的侏儒。文革以来，说话假、大、空，行事坑、骗、蒙，大行其道，几近成了社会常态。文革焚书，远比秦始皇的焚书对民族的伤 害更为严重。

我常常拿现今社会中坚人群与我小时候见到过的从“旧社会”过来的那群人做比较。按理，现在的人应该更加明理、成熟才对，现实却恰恰相反。前不久，在机场候机时，与一位也正在候机的大学老师聊起了天，言谈中，他竟然很欣赏薄熙来的那套极左搞法，令人不可思议。

那群从民国过来的人，在文革极度红色恐怖下，仍然能秉承纯朴、善良、正直、理智的本性，而这正是当今的人所缺少的。究其原因，与各自生活的时代关系重大。自治的环境，自由的思想，正是理性公民大量涌现的适宜土壤。而钳制、管束和愚弄，只能出炉大批的愚民和暴民。

来源：共识网 / 姜敬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