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毕节四名儿童疑似在家喝农药中毒致死，震惊了许多人，由于事件涉及留守儿童问题，这宗悲剧也就具有更多社会学意义。
 |
| 留守儿童的悲剧，是全国性的。 |
四名儿童为一家人，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五岁，父母均在外打工，家里虽有外公外婆，但年纪大了无法照顾孩子。目前尚未清楚他们为甚么喝农药，从各方面讯息来判断，孩子们很可能并不是死于早先报道的贫困，而是因被父母抛弃而感到无助和绝望。当然，真实原因还有待调查结果。
类似毕节的悲剧近年在内地时有发生。湖南两姊妹日前因从垃圾堆里检东西吃而中毒身亡。也是在毕节，五名留守儿童一二年冻死在垃圾箱内；一三年五名留守儿童放学路上被农用车撞死。虽然造成这些悲剧的具体原因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和身份，即城市化和留守儿童。
政府不救 不让自救
所
谓留守儿童，是指那些远离父母，被迫留在家里的儿童，这样的儿童在内地大概有几千万。父母之所以忍心把幼小子女留在家里，是因为在他们打工的城市生活成本
太高，加上制度歧视，仅凭打工收入及弱势权利状况，根本无法在城市立足，即使勉强把孩子留在身边，生活质量也非常差。以上学为例，农民工子女要在城市上公
立学校，需要五证，如果上民办学校，学费昂贵且质量难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父母不得不把孩子留在家乡上学。
上述情况凸显了内地城市化的非人性一面，即城市只把广大农民工当劳动力使用，而不接受他们成为城市市民，而城市的一系列制度设计亦将他们排斥出去，使他们无法和城市市民一样享受公共服务。
另
一方面，毕节悲剧也反映内地民间救助组织的缺失。事实上，不管政府如何强大，也无法包办一切，政府必须为民间留下必要的空间，培育和推动民间社团，让民间
自我组织、自我服务。当年五名儿童冻死垃圾箱的事件发生后，毕节地方政府曾宣布对全市范围内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
帮扶措施，市、县（区）财政每年拿出经费约六千万元用于保障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但现在看来，毕节的这个举措很可能只是虎头蛇尾，换言之，所谓六千万元
救助基金，只是地方政府应对舆论和上级问责的临时之举，事过境迁，也就不了了之。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自己不做，也不准民间成立组织自救，这是因为担忧民间一旦组织化，将会对抗政府。事实上，即使政府松绑，在当下这个原子化社会，民间也难以组织有效的救助，这就是当下面临的两难困境。这种情况不变，留守儿童的悲剧还会继续发生。
来源：太阳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