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12月22日至今，在经历长达7个月的调查后，令计划一案终于浮出水面：这位曾经权倾一时的大内总管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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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令计划获刑，胡锦涛怎办？ |
比
较一下令计划和周永康两案通报中的用词，除了惯常的「受贿」、「通奸」等字眼差不多外，以下两项「罪名」存在略微差别：令计划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
规矩、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令计划比周永康多了「政治规矩」；令计划违纪违法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
密，而周永康是泄露党和国家机密。
「政
治规矩」是一个令人迷惑的词，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不明白到底所指为何。有些读者在跟帖中干脆称之为「潜规则」：党内不成文的规矩，比正式载之书面的规则
还要管用。另外「违纪违法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的表述也令人迷惑，令计划身为中办主任，胡锦涛最为信任的人，肩负上传下达之重任，获取党和国家核心
机密当属其分内之事，何来「违纪违法」之说？
我个人非常好奇的是，在这长达7个月的调查期间，有关部门有没有找胡锦涛核实过令计划「违纪违法」的细节？而一旦令计划获刑，胡锦涛怎办？他至少是用人不察、监管不力啊！
鉴于令计划并未像周永康那样「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因此我预判他不会比周永康获刑更重。当然由于都牵涉到「党和国家机密」，对令的审判估计也像周案一样不会公开。
令案公开后，人民日报21日、24日连发两篇评论，称令搞「两面派」、是「两面人」，「为党内又清除掉一条贪腐巨蠹叫好」。 人民日报还说「共产党与腐败水火不容，人民群众对腐败深恶痛绝」。后一句应该属实，但前一句则恐怕与实际不符，有网友调侃说「水火不容」换成「水乳交融」或者「火上浇油」，还差不多。
十八大以来的新一轮反腐运动，高潮不断，至徐才厚、周永康和令计划三案达到最高点。但是巅峰也意味着向下滑落的开始。早在5月
份，中纪委就开始叫苦喊累了，中纪委网站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呼吁「上下联动、全国一盘棋」，批露了一些无奈的现实：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央纪委查处的中管干部
违纪违法问题，很多都是发生在担任下级一把手期间；有的省已查处的领导干部中，半数以上属于带病提拔，有的一把手甚至带病在岗10年、20年，屡被提拔如果省区市党委不作为，不把腐败遏制在基层，让有问题的人逐级提拔，最后就会把问题全部推给中央。在反腐败问题上，只靠中央抓，那能抓得过来吗？只有形成全链条，上下联动，才能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中国的反腐好比守着粪池打苍蝇，打不胜打。只靠中央反腐抓人，的确反不过来、抓不过来。但是我认为文章建议的「上下联动」固然是个好主意，在现实中恐怕很难实行。原因也很简单，下面没有动力，省市县为什么要拿自己开刀？
中
央强力反腐是要刷新形象，挽救正在腐败漩涡中堕落的党。省市县反腐，是为了什么呢？他们可没有也不会有中央的危机感和使命感，越到下面越是如此，期望他们
成为习近平口中的「男儿」太不现实了。很多人入党就是为了当官，毫无信念可言。更多的是一路带病提拔，让他们反腐等于反自己、把自己送进监狱去。天底下哪
有这样的傻子？！
因此，中纪委网站那篇文中列举的以下现象并不令人意外：有的地方党委旗帜不鲜明，没有把巡视工作当成主体责任去落实，而是推给纪委、组织部，个别人甚至发现了问题后，还在那里当看客、说客。
这样的反腐运动因为无法纵深和持久，迟早要走向尽头，最后是不了了之。当腐败似雨后春笋、如过江之鲫，那么此时该反思的是反腐手段的问题了。截至目前为止，中国的反腐败还是「事后反腐」，贪污受贿被人举报才会去查处，「事前预防」体系还没有健全起来。
作为一名媒体工作者和时事评论员，我多年来密切关注中国的反腐事业，见证过地方在反腐手法上的各种创新：反腐败从一把手夫人做起，给官夫人上廉洁课；聘请监察员，对领导干部实施八小时以外监督
这些创新一出台无一例外地遭遇大量嘲讽和吐槽，如同过眼云烟转瞬即逝。纪监部门绞尽脑汁想出的点子被人笑话的同时，也暴露出反腐陷入困境，并让人疑惑为什么不用世界多国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狠招？
例
如舆论监督，充分地赋予媒体对于政府官员言行的监督权，让公权力的运行暴露于阳光之下，这将大大地减少腐败。西方国家就不用说了，就拿香港和台湾两地来
说，媒体的反腐败功能，都是有目共睹的。台湾岛内上演过的陈水扁家族贪腐案，就是媒体紧盯不放，不断地爆出新料，不断地使陈水扁的共犯进入检察官的视野，
最后将前总统绳之于法。
我不知道，为何某些方面对于媒体监督如此敏感，甚至一度规定媒体不能异地监督，甚至还规定媒体的监督报道稿件必须经被监督对象的认可方能刊出。这种违背时代潮流的变态规定实质上掩护了腐败，使得腐败分子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
例如阳光法案，出台官员家庭财产公开申报法，这是不少体制内外有识之士呼吁多年的一项反腐利器，至今未能锻造出来。自从1994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官员家庭财产公开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21年过去了。在这期间，中办、国办1995年曾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纪委、中组部2001曾发布《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但这两个文件离阳光法案有相当的距离：它们不是法，也不对公众公开。2007年11月，时任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曾经透露说，中国将适时建立财产申报制。但谁也不知道这个「适时」是何时？
十多年看下来，有心人会对中国的反腐败产生一种怪异的感觉：高层表现得很积极，却不出狠招，都是花招，不但治不了本，到最后也不能治标。
2003年监察部副部长李玉赋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坦言「如果腐败现象不是短期行为，而是反覆发生，那就不单是人的素质问题，而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中纪委书记王岐山2013年也表示「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王岐山还说要让官员「不敢不能不想」腐败，并说目前高压态势下的反腐令官员「不敢」腐败，但「不能」和「不想」的问题还未解决。在我看来，即便是「不敢」问题也只是部分解决，否则中纪委怎么感慨「抓不过来」呢？
打了那么多只大老虎、尤其是打了徐才厚、令计划和周永康等三只巨虎后，更大的老虎还敢打吗？我保持相当的怀疑。如果不敢打，那么靠打虎保持反腐新鲜度的做法就不灵了。反腐败应当进入治本阶段，也就是要从源头遏制腐败，将权力关进笼子里，使官员即便有心腐败也腐败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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