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毛泽东的堂侄女毛远明、毛远春因成分问题被批斗致死。
其中毛远明被人诬陷“冒充毛泽东亲属”而遭到折磨。梅树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李爱芝对毛远明拳打脚踢，并叫民兵脱光她的上衣，把两条光手臂用麻绳捆紧，“反弹
琵琶”绑到颈脖，跪到高凳上接受批斗，其昏死倒地后，又把她吊到屋梁上，十几个打手用拳、脚、肘子推来撞去。毛远明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血肉模糊，大叫救
命，但是当李爱芝要她承认是冒充毛主席亲属时仍然坚不改口，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则她实在没有。为了“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李爱芝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杉树
刺、棉杆、火钳，烧起熊熊大火，把毛远明推到火上烤、烧，最后李爱芝从火堆中抽出火钳，捅进毛远明的阴部。批斗后缪正龙找毛远明谈话时，她的右手已经折
断，头发已经烧光，遍身伤痕、血迹，一股浓血从阴道中淌出来，裤子里窝着团团大便。但缪正龙仍然逼她承认冒充毛主席亲属，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说她太顽
固，11、12日晚上用“疲劳战”“车轮战”继续批斗，绑、跪、吊、打。手段极其残酷。最终毛远明、毛远春不堪折磨，纷纷自杀身亡。本文摘自2012年第3期《炎黄春秋》，作者陈学政，原题为《毛泽东堂侄女毛远明、毛远春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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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的武斗场面 |
1968年，
经过文革初期的造反、夺权、武斗等剧烈动荡之后，全国除台湾、港、澳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从上到下直至农村生产大队各级“革命委员会”均已成立（当时称
为“全国山河一片红”），紧接着一场“查成分、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清理阶级队伍”的“三查一清”（亦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又席卷神州大地。湖南省平
江县向家人民公社梅树大队清查的重点目标落到了谭泰平、毛远明、黄玉堂、毛远春身上。
毛远明，湘潭韶山人，其生父毛泽承与毛泽东是第五代堂兄弟，外祖母是毛泽东的堂姑母，所以她既是毛泽东的堂侄女，又是毛泽东的堂表侄女。毛远明5岁送人作童养媳，丈夫胡元普1934年病死，后流落到长沙，由妹妹毛远春介绍与谭泰平结婚。谭泰平，平江县人，从小种田、学织布，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1930年参加红军，所在队伍被打散后流落武汉、长沙等地帮人煮饭，1939年谭泰平携妻回到平江向家村。至1950年时，谭泰平一家三口人，有大小房屋九间，自耕田四十九亩四分五厘，耕牛一头，农具齐全，除本人是主要劳动力参加主要农活外，请过长工、月工、零工。谭1945年当过15天轮流伪保长，1949年
湖南“反共团”组织开会“配民食”参加过一次会，土改时在划定谭泰平的成分的过程中，认为其有轻微剥削，经多次发动群众讨论、计算，认定解放前三年每年平
均剥削收入比例大约为百分之十三点八，最终划为富裕中农。毛远春是毛远明的亲妹妹，自小出外谋生，到长沙作女工、当佣人，后与平江人黄玉堂在长沙结识，结
为夫妇，1939年一同回到平江向家村。夫妇二人都会纺纱织布、染布，
回到故乡后与人合伙开染坊、布庄，土改时拥有十亩九分一厘田地和半头耕牛，还当过染织厂经理（所谓染织厂只不过是十几个人的小作坊，黄玉堂实际上是主要劳
动力和技术指导），剥削收入比例为百分之十八点三，被划为“小土地经营”，比“富裕中农”还要高，仅次于地主、富农。
类
似于谭、黄情况的家庭在历次运动中都属于“高危人群”，在那几十年的历史时期中，像他们这样情况的人，一般都是兢兢业业、胆战心惊，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
遇事让三分，夹起尾巴做人。但是可能一方面由于严格按照政策他们确实不应该划为地主、富农，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与毛泽东的亲戚关系，所以自以为有所依恃，待
人处事并非那么谨小慎微。虽然据《汨罗江上的冤魂》书中介绍，他（她）们是勤劳、善良的，但邻里之间总免不了这样那样的利益纠葛，若不能事事委曲求全，就
有可能结仇结怨。1950年谭泰平担任梅树村村长，同村仇科富担任秋征评议员，仇把自家的产量评为三成，而秋征总评议员喻义和认为应该评九成，争议中仇说最多评五成，最后谭泰平拍板定为七成，比五成要多交500多斤稻谷的公粮，仇科富认为谭泰平“一个屋场的人不帮忙，十个指头往外弯”，从此怀恨在心。以后每次运动一来，仇科富就要提起谭、黄为漏划地主、富农之事，只是由于上面说的两个原因，他们每次都能有惊无险，侥幸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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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的武斗场面 |
1968年9月7日向家公社召开“三查一清”运动动员大会，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缪正龙在公社、大队革委会正副主任60多
人参加的大会上做完了“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祷告仪式，念了五条关于阶级斗争方面的毛主席语录后，神色庄重激昂地说：“同志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
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已经揪出来了，各级新生的红色政权已经建立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各类黑帮分子已经被我们赶进了牛棚和
五七干校，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指示我们深入进行三查一清运动。我们要拿出当年反右和大跃进的劲头来，是人是鬼我们都要认真查一查，蒙上
贫下中农画皮的要坚决揭下来，是石头，砍三刀，是草根，刨十锄！我们搞三查一清是给土改补火，主要是清查漏网的地富反坏，咱们向家公社是个革命老区，人口
复杂，漏网的阶级敌人大有人在。三查一清运动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决不能心慈手软，查到谁身上，就要让他脱一层皮，清到谁头上，就要让他换一身
骨头。刘少奇怎么样？当了这么久的国家主席，到头来却是个叛徒、内奸、工贼，隐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向家公社有没有这样的定时炸弹？我看是有
的。”当时缪正龙正在梅树大队蹲点，散会后他立即赶到蹲点之地，进行三查一清对象摸底，梅树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李爱芝等提出谭泰平、黄玉堂的问题，缪认为正
好可以树立一个典型，把全公社的这场运动推向高潮，指示李抓紧成立专案组，收集证据、立案。
证
据主要来自仇科富、江浩明的揭发材料。仇与谭一向有矛盾。江浩明出身反革命、地主家庭，父亲江绍斌、大兄江慕湘土改被镇压，二兄江应国曾任国民党上海市民
食调配委员会委员：逃往台湾，本人当过保长、乡干事，加入过国民党、反共团，解放后由于积极揭发父、兄罪恶，检举反共团首恶、组织成员有功，经过乡人民政
府反复讨论安排教育工作，后终因家庭、历史问题被清退。当三查一清运动在向家公社梅树大队轰轰烈烈展开后，江浩明忧心忡忡地对儿女说：“山雨欲来风满楼，
运动又来了。这次兆头很不好，是给土改补火。恐怕我江某人难过关了，石头都要砍三刀啊。我江浩明能挺得住这三刀吗？梅树大队除了我和毛家，还有谁能与这事
沾得上边呢？”不过在缪正龙、李爱芝看来，江浩明属于死老虎，斗争他不容易显出成绩，而如果挖出谭泰平等“隐藏多年的阶级敌人”则可以“放一颗大卫星”，
缪正龙可以升官，李爱芝可以由农村干部转为国家干部。江浩明则是为了转移斗争目标以求自保，所以经李爱芝动员，也积极加入了揭发谭、黄两家的行列。
仇、
江的揭发材料除了对前面那些众所周知的事情肆意夸大，并凭空捏造，加入大量不实之词，例如仇科富说：“谭泰平是自首变节分子，自首以后参加国民党，当过伪
保长，管公堂。他从不劳动，屋里雇有长工、月工、零工，有土地、房屋出租，有六砣洋纱放账（高利贷），有一百元银洋的流动资金。没有划为富农，是因为谭的
爱人（毛远明）与土改队政委刘高俊打皮袢，得到刘的包庇。黄玉堂解放前雇有长工、机匠，带徒弟，自己开花纱布庄、绸布庄，家里有田土出租，有四砣洋纱放
账，还有半斤金子借给任十嫂。没有划地主也是多亏他姨姐的一身好肉。”江浩明也提供了大致相同的材料，只是江的材料混杂在大量自我交代和揭发其它人的材料
之中，更加具有混淆视听的功效。
仅仅凭仇、江二人的揭发材料还不足以定案，李爱芝为了取得“旁证”，指使专案组采用指名问供、威胁“不作证也要划为漏划地主”的方法逼迫多人作伪证，又用改变笔录、伪造手模的方法“取得”谭泰平自己的“口供”，终于坐实了他的“罪行”和百分之六十四的“剥削比例”。1968年11月7日，向家人民公社革委会召开全体委员、农代会主任等十三人会议，审批、通过了梅树大队革委会三查一请的材料和报告，决定“谭泰平家定为地主，本人定为地主分子，交群众斗争、监督劳动改造。”（当时平江县把补划成分的权力下放到公社）
划
成分──以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把某部分人打入“另册”，进行政治歧视和人身迫害并株连家属以至亲戚，这本来就有悖于现代社会平等、法治的原则，但如果
歧视、迫害仅限于剥夺选举与被选举权、不准乱说乱动之类，许多人间惨剧尚不致发生。在诸多歧视迫害的手段之中，最恶劣、可怕的就是“交群众斗争（批
斗）”。所谓“斗争（批斗）”就是让被批斗者面对大庭广众自认、自证往往是莫须有的罪名，同时施以人格的侮辱和肉体的摧残，即使是作为对货真价实的罪犯的
一种惩罚方式，现在也已经被法律明文禁止，但在上个世纪的某些时期内，却几乎天天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上演，从国家主席、元帅、将军、各级官员、作家、
艺术家，到数以千万计的最底层各种“分子”，无不身受其害，不堪精神凌辱和肉体痛苦而自杀者难以计数，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奇耻大辱。
缪正龙、李爱芝对谭、黄两家的批斗极为残酷，本来经公社审批划为地主的只是谭泰平一人，但谭当时已七十六岁，体弱耳聋，缪、李认为不经打，斗争会声势造不起来，而其妻毛远明年轻十多岁，斗起来才有意思，因而把毛远明定为主要批斗对象，并让黄玉堂、毛远春陪斗。批斗会11月9至12日连开四个晚上，9日
晚上主要是仇科富“揭发”，由于“揭发”过于背离事实，甚至说毛远明是冒充毛主席的亲属，毛远明进行了有力的申辩：“我是姓毛，是毛主席的侄女。我前头男
人叫胡元普，是农民，不是伪军官。我在他家做童养媳，他是得伤寒病死的，根本不是我杀死的。我弟弟在长沙总工会工作，他有名有姓有地址，不信你们去调
查。”缪正龙问：“你弟弟在长沙总工会搞什么？”毛远明说：“他在长沙总工会管几百人呢，难道总工会的负责人也会冒充毛主席的亲属吗？我的堂叔毛泽普现在
韶山特区当书记，我的亲叔父毛泽癸、毛泽召都是革命烈士，你为什么不去问他们？”问得缪哑口无言。与会群众的同情心显然在毛远明一边，散会后回家的路上，
仇科富被人故意绊倒，跌断了两颗门牙。
10日
晚上，为了“压倒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李爱芝首先对谭泰平拳打脚踢，把他打瘫在地，接着仇科富故伎重演受到毛远明严词批驳而陷入尴尬时，李爱芝又对毛远
明拳打脚踢，并叫民兵脱光她的上衣，把两条光手臂用麻绳捆紧，“反弹琵琶”绑到颈脖，跪到高凳上接受批斗，其昏死倒地后，又把她吊到屋梁上，十几个打手
（其中一个曾空手打断一头水牛的一只角）用拳、脚、肘子推来撞去。毛远明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血肉模糊，大叫救命，但是当李爱芝要她承认是冒充毛主席亲属
时仍然坚不改口，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则她实在没有。为了“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李爱芝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杉树刺、棉杆、火钳，烧起熊熊大火，把毛远明推
到火上烤、烧，最后李爱芝从火堆中抽出火钳，捅进毛远明的阴部。批斗后缪正龙找毛远明谈话时，她的右手已经折断，头发已经烧光，遍身伤痕、血迹，一股浓血
从阴道中淌出来，裤子里窝着团团大便。但缪正龙仍然逼她承认冒充毛主席亲属，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说她太顽固，11、12日晚上用“疲劳战”“车轮战”继续批斗，绑、跪、吊、打。
公
民的财产、住宅受到宪法的明文保护，西方更有“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之说，除了强盗抢劫、野蛮民族入侵、纳粹之于犹太人，正规的军队即使在
战争中也不能随便侵犯民宅。但在在上个世纪的历次运动中，经常抄家成风，成为堪与批斗“媲美”的另一道“风景”。在改划谭、黄成分尚未正式立案更未获得公
社审批的1968年9月17日，缪正龙、李爱芝就以“第二次土改”“挖银洋、金子”为名对两家翻箱倒柜、挖地三尺、贴条封门，11月10、11、12日，
晚上批斗，白天抄家，两家的房屋、家具、农具、餐具、口粮、布票全部被没收，谭家一百一十八件，黄家一百四十三件。两家人只得睡在牛栏、草堆里，用破缸煮
饭，用树叶包着用树枝往口里扒。抄家财产均被李爱芝等作为“胜利果实”拍卖、瓜分（可见对于财物的贪心也是他们积极投入运动的重要动力），也有朴实、善良
的村民买了盆、碗等转送给谭、黄两家人。由于连天的批斗、抄家，精神的凌辱、肉体的折磨和前途的无望使谭泰平、毛远明、黄玉堂、毛远春对人生完全绝望，11日晚批斗后，谭泰平出逃，想往长沙、韶山求救（因不识路、无盘缠在外流浪三个月后返回），李爱芝散布消息说谭泰平被山外民兵抓起来后跳塘淹死，14日凌晨黄玉堂、毛远春投水自杀，15日毛远明听到妹妹、妹婿自杀和丈夫淹死的消息后，亦于16日凌晨3时爬进仇科富门前的水塘自尽。
黄
玉堂、毛远春、毛远明死后，缪正龙、李爱芝宣布他们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象死了一条狗”，“要继续进行批判”。不但拒绝家属和群众提出的退还抄家
没收的部分衣物、粮食办理丧事的要求，还剥去黄玉堂身上一件青直贡呢寿衣（抄家时被毛远春埋在破粪缸底下未抄走，黄玉堂投水前穿上），三具尸体在禾场上摆
了五天，谭德明（毛远明养子），黄柏金（黄玉堂之子）四处磕头、哭告，激起村民的同情、义愤，经另一个大队干部童伯千向公社第一副主任曾大清要求，才决定
退还一口棺材装殓毛远春，毛远明、黄玉堂用旧木板钉的木盒子作棺木。没有寿衣（毛远明皮破肉烂的尸体经水浸泡后胀破本已破烂的衣服，且近于裸体），黄柏
金、谭德明与媳妇向光华脱下身上的衣、裤给父、母亲穿上入殓。
从1969年起，谭德明、黄柏金、向光华四处告状、伸冤，要求给死者恢复名誉，退还没收财物，但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向各级法院、革委会、党委投寄的诉状都如石沉大海，其间缪正龙由公社副书记、副主任（三把手）升为书记、主任（一把手），直到1973年2月，
还对找他落实政策的向光华说：“不给你落实，看你又怎么样？”毛远明、毛远春的堂弟毛远翥（岳阳石油站副主任）到平江县出差，从群众中了解到堂姐、姐夫受
冤自杀的情况，写了一封长达三十多页的申诉状，寄给岳阳地委和长沙、韶山的亲属，但是丝毫没有反应。又写了“迫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三位无辜亲属致死的罪犯为
何不予处理？”的大横幅和详细冤情的大字报贴到地区革委会的大门口，但是大字报很快被人撕了，毛远翥还受到地革委干部的批评，劝他“少管闲事”。
经过与长沙、韶山的亲属反复商议，1973年
元月，毛远翥写了一封“毛泽东主席（堂叔）亲收”的信用特种挂号寄给“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办公厅”，毛远翥虽然没有收到毛泽东的回信，但听毛远明、毛远春
的嫡亲叔父韶山特区书记毛泽普说，听省里同志讲，毛主席读完信很伤心，沉默了老半天才说“罗姑娘、春姑娘（二人小名）我是心中有数的，她们是清白的。”把
信交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又把它转给了中央一个权力很大、负责人级别很高的部门，那个部门的首长批了“请湖南省委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几个字，将信
转了下来。1973年6月，地、县委派出调查组，7月4日江浩明、仇科富、李爱芝三人被拘留（1974年元月3日转逮捕），缪正龙则于1974年3月27日拘留、4月8日逮捕。最终江浩明以“反革命阶级报复”罪名判处死刑，仇科富死缓，缪正龙、李爱芝各有期徒刑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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