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就读于广州市第十七中学，即将高三毕业，参加高考。可是，“文革”的狂_骤起，击碎了我们求学的梦。千年恶魔肆虐中华，也涂炭了一个普通中学。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学校有三位教师的生命被吞噬，有七位学生的生命被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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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第十七中学 |
一、老教师何佩华之死
1966年6月1日，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学校正式停课。之前大半年内，批判“三家村”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已经把火逐渐烧起来了，经历过“解放
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人已经感觉到风雨欲来的气氛。六月初，市委派出的“文化革命工作组”进驻，首先就把几位年轻女教师打成“狐狸帮”，再就公开了“内部掌
握”的一个“四类分子”名单，包括“教导主任”和老教师在内共七位，他们马上被遣送回乡
然后，学校接连多天批斗教师，历数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只见被批斗者辩解“这是我向党交心时说的”两年后，我有机会见过教师档案，里面有教师1959年“向党交心运动”时的材料，封面书名“大西瓜”，画着一个剖开的西瓜并散落的西瓜籽，寓意交出红心，剔除杂质。据说当时有个评比，交出的“黑瓜籽”越多，表明你对党越忠诚。结果，教师们入彀了，“大西瓜”一直在档案里躺着，“文革”一到，派上用场。
1966年8月8日，就是“十六条”公布的那一天，忽然传来一个消息，五十多岁的语文教师何佩华，早晨在离学校不远的登峰路口铁路上卧轨自杀。据目击者称：他身上带的一个伍分硬币，被火车压成杯口大
没有任何涟漪，当天全校师生被驱赶到市委“报喜”，欢呼“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公布，两千多师生汇入全城的人的海洋。
至今，我也说不出何老师有何“问题”，并没有大字报针对他，他因何自杀？他就这样消失了，消失得这样彻底。
二、教导主任庞乘风之死
1968年4月，教导主任庞乘风被以郑南进为首的学生活活打死。
1966年6月，“文革工作组”进驻学校，为了“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一下子就把七个“内部掌握”的“四类分子”的名单抛了出来。这其中就有副教导主任庞乘风，随后，他们统统被押送会原籍。
1968年4月，有两、三位年老的“四类分子”，小心翼翼给“军训团”递交了“申述书”，叙说自己在原籍的艰辛，要求回城，这其中有庞乘风。这件事被部分“红卫兵”知道了，视作“翻案”，在校内刷上“不许庞乘风翻案”的大标语。
一天晚上，以高三级学生郑南进为首的“主义兵”，把庞乘风叫了去。一班人围成一圈，伸手就打，打到半夜见人不成了，急忙从墙头拖过去，扔回家里就跑了。庞乘风当天晚上就咽了气。
而这个在军训团发现庞乘风“申述书”，并在学校刷上标语的，正是本人。我在《教导主任之死与我》一文中交代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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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时期的广州街头 |
三、女教师杨爱梅之死
语文教师杨爱梅，是一位官太太，他的丈夫江帆，是“文革”前广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学校曾经通过杨爱梅老师，请来江部长，作“形势报告”，无非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之类。
批判“三家村”的时候，杨老师上台发言，义愤填膺的样子，我记得她把“牛鬼蛇神”念成了“牛鬼神蛇”。可是“文革工作组”一进校，就把她们几个谈得来的女教师打成了“狐狸帮”。随着运动深入，江部长被打成“黑手”，收入最凶险的“103队”，在粤北服罪。而杨老师则因为曾有在蒋政权电台当播音员的经历，被打入另册。
1968年7、8月
连续四十多天封闭式的“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杨老师被揪斗。我见到她，丧魂失魄的样子，当初官太太的优越感已经荡然无存。她托我替她从家中捎来粮票，我
找到她留在家中的三个未成年儿女，给办了，我离她家极近。学习班是个恐怖集中营，除了天天揪斗教师，还不时召开“宽严大会”，把“认罪态度差”的人冷然揪
出，直接送到监狱。各校逐渐传来教师自杀的消息。
9月初，学习班结束，杨老师却选择在这个时候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天早上，我听军训团蓝干事说，杨爱梅自杀了，我赶到她家，尸体刚刚运走。蓝干事说，杨爱梅清晨时分自杀，就用一条小绳子吊在房间与阳台之间的窗户上，由于绳子太细，断了，杨爱梅掉了下来，待蓝干事赶到，犹有体温（当年绝无电话，所有联系要靠跑腿）。
真是可怜啊。杨老师与十三岁的女儿睡在一起，半夜爬起来就上吊，她怎么那么狠心！？世界对她，是怎样一种冷酷！她对这个世界，是何等的决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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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时期的广州街头 |
四、物理教师伦毅的两次自杀
物理教师伦毅，在“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上两次自杀，竟然活了下来。
伦老师是带着毒药进学习班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是封闭式的，教工根本出不去。在“学习班”进行一段时间之后，伦老师喝下了毒药，被送到医院救治。
抢救过来之后，被直接送回“学习班”，接受批斗，此时多了一个罪名“对抗无产阶级专政”。
一天，全体教工集中开会，伦老师因为体弱，一个人留在临时宿舍内。他竟然找来玻璃片，割开了肚皮，拉出了肠子他再次被送到医院。
历时四十多天的“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结束，教工们回到了学校。由于三届小学生升上中学，要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我参加了“阶级斗争教育展览会”的筹备工作。
我带人到了医院，跳上了伦老师的病床，给他拍照。
伦老师闭上双眼，以此表示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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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斗老师 |
五、学生程敬理等五人之死
2001年，我回母校参加校庆筹备会，学校书记指着教学大楼左侧的一块空地说：“这里真奇怪，种什么都不长，只能铺上水泥。”
我对书记说：“书记啊，这里怎么会长呢东西，这下面是个砖基础啊！”
书记说：“什么砖基础？”
我说：“烈士纪念碑啊！”
1967年8月11日，学校有五个红卫兵被打死，死难者一方在此处谋划修筑一个“烈士纪念碑”以事纪念，砖基础砌筑好之后，事情黄了。
1967年7月，广州武斗全面爆发。
1967年8月11日，学校的“红旗派”听说“中央文革”的代表刚下飞机就被绑架，急欲营救。他们出发前谋划到空军后勤部抢夺武器，结果空手而回。
在回校路上，汽车经过东风路省人委招待所大楼（如今广东大厦）前，遭到伏击，当场死五人，多人受伤。幸得十六岁的司机机警，蹲在方向盘下把车开了出去。
这五个死去的学生是：
程敬理、梁江平、李志林、冯伟军、罗干英。
除了程敬理与我同届，是20岁的高三学生，其余全是初中学生，年纪最大的十七岁。
2005年，我参加小学同学聚会，见到了梁江平姐姐。我问：“‘文革’中你的一个弟弟没了，是吧？”她说：“是啊！他是我最好的弟弟啊，只参加一次活动，就没了”
说者沉痛，听者泫然。
六、学生陈安、林尤侠之死
1968年一月，听说清远县的“造反派”被围攻，广州的“红旗派”就派出人员去支援。1968年1月13日，我校的陈安、林尤侠被打死。
我听军训团的蓝干事说，陈安、林尤侠这天与他人闲来无事，竟然打起主意杀当地农民的狗来吃。被农民发现，围上来用锄头打死。蓝干事到殡仪馆看了，死得很惨，头破额裂，赤身裸体的。
死难者一方在学校操场召开“追悼会”，我们由于是不同的“派别”，紧张戒备，站在远处观看。有位不知是那个派别的学生，在厕所内无意中说了句“轻于鸿毛”，被一路追打，跑了过来，头破血流。
老实说，作为对立的“派别”，那时我为他们的死曾经兴高采烈过。今天，我为这些早萎的同辈人哭泣！
七、结束语
岁月流逝，记忆也会淡忘。
今天，我写下此文，是想让后人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这样的生命。即使是我们，也快把他们忘却啦。这个学生死难者的名单，我是打了很多个电话，才搜集齐全的。
在刻意制造的遗忘面前，我们要留住自己的记忆。
因为，人血不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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