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风传有人在香港出了一本
《红都女皇》，此书进入大陆，在党内高层引起地震，成为打击江青集团的政治武器。朱德读过《红都女皇》后，感到事态严重，将书呈送毛泽东。另一说法是，有
关部门从香港得到《红都女皇》，随即呈报中央。据说，毛读后针对江青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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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毛泽东、江青和李纳在陕西延安 |
被谣言激怒，江青狂热地在全国范围内追查谣言。她至死也不明白，谣言止于智者，不止于权力；在全国范围内查谣，无异于在全国范围内造谣传谣。
把党内矛盾捅到海外，再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反馈，影响国内政治，《红都女皇》开了先例。这一手法“文革”后逐渐普及，如今已至炉火纯青。
《红都女皇-江青同志》
一
九七二年八月，美国史坦福大学历史学副教授维特克随妇女代表团来华访问，江青给予她超规格接待，多次长时间接见、会谈，陪同游览，期间她大谈她的革命斗争
经历，不免自吹自擂，搀杂许多炫耀与夸张。其意是模仿毛泽东款待、结交美国记者斯诺，通过其著书立说而扬名西方世界的故事，让维特克好好宣传一下中国的第
一夫人。至于“超规格接待”，在随意性极大的中共体制内本属正常，周恩来自己就经常超规格接待外国尤其是非邦交国的演员、球员、民间团体代表等等，诸如前
章提到过的关心人家少妇婚后能不能生孩子之类。故江青此举虽动作过大，出于希望西方学者了解和宣传中国革命、妇女解放的目的，倒也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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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坦福大学历史学副教授维特克 |
维
特克回国后，香港出版了一本《红都女皇》的书，以“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方式，透露了大量江青和毛泽东的隐私。周恩来将这本未署名、但传言是中央情报局特
务的维特克所着的书呈献给毛，毛阅后大怒，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搞四人帮，说出“她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这样的重话，迫使
江青等人作深刻检查。这场风波也使江青民间的形像大损，在日后的政治角力中失去民意基础。直到一九九二年江青在狱中自杀，维特克才突然出面澄清，她根本就
没写过什么《红都女皇》，只写了一本《江青同志》的传记，于一九七七年在加拿大出版。她对一位中国学者说，《红都女皇》事件可能是周恩来为离间毛泽东和江
青而精心设计的政治陷阱。
到处布满周恩来的眼线
维特克是出于研究近代中国妇女运动随团访问中国的，由于周恩来的安排，她才采访江青。在大约六十个小时的谈话过程中，周的亲信章文晋的夫人始终在场。谈话的录音带有相当一部分被周恩来要去"审查"，
结果不了了之，没有归还。回到美国，中国驻美代表黄华及夫人一再阻止她为江青写传记，包括许诺一百万美圆要求她停止研究江青。几星期后，有人乘维特克外出
破门而入大肆搜查她家，幸好她的所有资料都放在办公室和图书馆。维特克推测，《红都女皇》的真正作者可能是章文晋夫人。
推测毕竟只是推测，但从当事人端出的这一过程看，不是没有道理。江青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国学者的谈话当属“国家机密”，怎么会那样快地流入香港坊间？如果不了解、掌握毛江数十年的情感纠葛，这本书怎会击中毛的痛处，而燃起怒火？
长
期抓情报工作的周恩来惯于在对手身旁安插亲信，以随时掌握对方的动态、意图，早为一般的民众所知晓。直到今天为止还有人认为，林彪的惨败就是因为其女林立
衡（豆豆）甘心充当周的眼线，结果匆忙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事后周恩来并不领情，当面怒斥林立衡，没料到后果如此严重而深感绝望的林立衡一度自杀。周恩来
甚至在毛泽东身边都安有自己的耳目，以为通风报信。
传闻中的“《红都女皇》事件”，起始于1972年8月。
当时有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成员中有一位在纽约州立宾翰顿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史的副教授，名叫洛克珊维特克，要求在中国会见江青。江青闻讯后很感兴
趣，随即会见了她，并在会见中希望维特克夫人能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以便把自己介绍给美国人民，维特克夫人欣然应允。此后，江青还带着许多助手，先是在北
京，后来又到广州，与维特克夫人多次长谈，谈话的时间累计长达60多个小时。
维特克夫人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了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但因等待中方交给自己谈话的英译稿，所以并没有立即动笔写书。1976年10月中国粉碎“四人帮”后，维特克夫人估计这份英译稿不会再给她了，于是找出当年自己的速记稿，整理成一本书。这本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说是1977年)才用英文在美国出版，名为《江青同志》。
据笔者所知，这本书的中译本直到2006年才由一个叫范思的人翻译过来，并由香港星克尔出版社出版。另据看到过此书的人说，此书的书名是《红都女皇--江青同志》，书中的标题和内容则是：江青“早期生活的开始”、“从上海到延安”、“五十年代北京与莫斯科”、“登上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成为中国艺坛的霸主”，以及江青的“生活年表”。
在“文革”尘埃落定之后，如今人们已对过往的历史烟云失去了好奇心，、何况有关江青的书籍也早已数不胜数，已经不能再吊起读者的胃口，所以，这本《红都女皇--江青同志》似乎就冷清了许多。
1975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被提起，并且越闹越离奇。其实，《红都女皇》与《江青同志》或《红都女皇--江青同志》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很多人错把两本书误认为是一本书。张颖说：“维特克的这本书与‘《红都女皇》事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关于这件事仍然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造谣生事，这令我始料未及。”
由于维特克夫人的汉语听写水平不高，当时江青的讲话主要靠王海容和唐闻生来翻译，并且只能拣重要的同步译出，维特克夫人用英文记录下来的则只是一个大概。谈话结束之后，维特克夫人要求江青让有关人员按全部录音整理出来一份全稿，并译成英文，交给她。江青爽快地答应了。
结束了在广州的谈话返回北京之后，当时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全体人员分工整理了几个月，终于完成了中文整理稿，并打印了10份。随后不知什么原因，上级突然决定不再将之译成英文，并将10份中文打印稿放在外交部封存。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是否有不妥的内容，抑或是否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呢
在
“文革”后期，有一特殊的社会现象，即所谓“政治谣言”往往不胫而走。具体到“《红都女皇》事件”，很多人借它来表示对江青等人的不满，并由此揣测当时党
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内部分歧与斗争，以至于有追查“政治谣言”的举动。至于说当时有人据此指责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夫人合作，让这
本书在西方出版，因而“泄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如今看来，却并非事实，真的不过是谣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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