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是佛的选民。他们信奉佛关于寂灭的真理,也理解幸福不在物欲
之中,而在心灵之间。然而,命运的逻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中共强权统治下,以所谓“十七条协议”为起点,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为
止,这个时期西藏通向地狱的命运之路,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五十年代末的灭佛狂潮;第二,大屠杀,大监禁;第三,大饥饿;第四,“文化大革命”对佛教
的大迫害。
同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近四千万中国人饥饿而死,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藏区因饥饿而死亡者接近总人口的一半,原因在于藏人不吃人肉以及狗,马,鸟,鱼等。
一九六七年,中共对西藏实行军事管制,西藏进入前所未有的恐怖时期。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间,西藏发生过几起藏人起义,但是,被军队镇压杀戮。
经过这四次摧残,藏人中最勇敢、最聪慧、最高贵、最自由的生命几乎全部凋谢。曾经心灵丰饶的雪域,在礼佛的金灯被中共铁血强权扑灭之后,变成精神干枯的“黑地方”。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同时也是当代藏人的精神导师。他们在关切藏人亡国后的现实苦难──用灵魂和生命来关注。
半个世纪前,十四世达赖喇嘛引领八万藏人,翻越喜马拉雅,走上流亡之路。
当雪域藏地蒙受千古未有的大劫难的时刻,班禅大师选择与族人一起承受沐浴在血海泪滔中的地狱之苦,不弃不离,同生共死。中共把国家恐怖主义发挥到了极致,班禅大师也把佛的大慈悲情怀发挥到极致。
就
在西藏高原的命运艰难之际,十世班禅大师于一九六二年写出《七万言书》,并交给中共。这是一本用藏人的血和佛的泪写成的藏人大悲苦之书。《七万言书》中记
述了中共在灭佛运动、大屠杀、大逮捕、大饥饿过程中犯下的人性泯灭、魔性如炽、兽性疯狂的反人类罪行,也记述了藏人经受的地狱之苦。班禅大师自己以浩荡的
悲叹,发出悲情万古的祝祷:“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我雪域之人灭绝!为祝为祷!”
一九六四年在拉萨举办的一次万人宗教祈福大会上,班禅大师乘共产党给他的所谓最后挽救机会,向世人宣示“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达赖喇嘛是西藏的国王;现在,西藏人民有独立的权利;西藏必将恢复独立。”
班禅大师发出复国召唤之后,当场被中共逮捕,承受了任何一代班禅未曾尝过的长达近十五年的地狱之苦和人世间的冷暖沧桑。也给后来中共实施杀佛计画埋下了伏笔。
历史上的短暂的春天
二
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胡耀邦主政十年,中国进入中共建政史上空前绝后的思想自由时期,这为班禅大师推动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复兴运动提供了时代背
景。在胡耀邦力主之下,中共恢复了班禅大师的政治地位。十世班禅大师承担起当代西藏佛教复兴运动领袖的天职。十世班禅大师是西藏境内当代佛教复兴运动、西
藏文化复兴运动和西藏复国运动的启蒙者、推动者和精神领袖。
班禅大师针对中共的灭佛法期的佛教复兴运动,可以称为藏传佛教的“再弘期”。就藏传佛教的传播而言,历史上曾经历过一次灭佛时期,因此,灭佛之前,称为“前弘期”;灭佛之候佛教的再起,称为“后弘期”。
同时,藏传佛教东传是个悠久的历史过程。经典的藏传佛教东传,第一次发生在蒙古帝国时期,第二次发生在满清帝国时期。这两次经典的东传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藏传佛教都被奉为国教,因此,整个过程中覆盖着强权的阴影。
班禅大师推动的当代佛教和文化复兴运动,也显示出藏传佛教东传的效应。不过,这次佛教东传不仅没有借助强权的铁翼,而且只凭借佛教的精神魅力,就吸引了中国信徒,现今信仰藏传佛教的中国信徒不断地增长,甚至为了念经而学习藏语者不计其数。
班禅大师还竭力推动了培养人才和经济自主运动,比如,在藏区设立很多大专院校和刚坚公司等,都具有杠杆性意义。
决策杀佛──春天之后将是严冬
一
九八七年初,胡耀邦失势之后,这次宫廷政变的主导者,一群被称为中共“元老”的老政客,超越中共的组织体系,实际主宰了中共最高权力意志。正是胡耀邦给东
亚大陆带来的十年思想自由的春天,为班禅大师推动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复兴运动提供了时代背景。因此,中共摧残胡耀邦的政治锋芒,很快就转向班禅大师。面对
这种险恶的局面,班禅大师不仅毫无回避退缩之意,反而奋起佛的“大雄”之勇,继续全力推动佛教复兴和西藏文化复兴事业,展示出不惜与暴政决政治死战的意
志。
中共元老寡头集团也很快就意识到班禅大师的所作所为对其在西藏的集权统治的威胁。他们对班禅大师的忌讳如下:
一、班禅大师在藏人中有崇高的威信,此威信建立于班禅亲自关怀藏人的命运之上,比如,亲手为达当时藏人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藏人摸顶祈福。班禅大师在藏人中的威信甚至达到了一呼即应的高度;
二、中共对班禅大师的政治立场一直有深刻的疑虑。比如,班禅大师撰写《七万言书》,一九六四年高呼西藏复国,八七年在人大会议上公开建议实施“藏区自治”;
三、 班禅大师一直关心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并多次插手拉萨的示威游行事件,从轻发落参与者等
准备杀佛──鬼影幢幢,阴谋如晦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邓小平家的客厅里召开“决策杀佛会议”。会议的参加者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宋平。当时王震由于健康原因,杨尚昆和彭真忙于处理其他事情,均未有出席会议。
“决策杀佛会议”之后不久,中共元老寡头集团就确定两名主持执行“特别处理班禅”方案的人员,即温家宝和胡锦涛。
温家宝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恰恰这两个机构是中共中央的执行机构,温家宝的职位则横跨中共中央两大执行机构。
元老寡头集团成员之一,即宋平向邓小平推荐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出任西藏自治区书记。
佛殇──圣洁的白莲花凋残于铁幕阴影之下
一九八七年秋,中共元老寡头集团即已决策杀佛。邓小平指示对班禅大师进行最后的思想拯救工作,即放弃自己的主张而回到中共的立场上,但是,遭到班禅大师的拒绝,因此,对班禅实施“特别处理”的方案却已经开始有条不紊地启动。
一
九八八年一年中,在温家宝和胡锦涛直接安排下,中共官方媒体,都围绕“班禅大师同我党同心同德,坚决反对分裂主义”的主题,作出大量报导;中共还以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名义公开发布决议,为一九六四年曾加在班禅大师头上的“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三项罪名平反。这是他们采取的完全抹去把将来班禅之死同
中共的政治阴谋连接起来的所有可能的疑虑。
一九八八年初秋,温家宝,胡锦涛,由温家宝推荐的中共高层主治医生王敏清,胡锦涛推荐的胡春华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关于“特别处置”行动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最终确定了王敏清选择的对十世班禅大师的用毒方案。王敏清推荐周美珍承担施放毒药的任务。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七晚,胡锦涛、温家宝主持,孟宏伟、胡春华执行,周美珍对班禅大师直接实施下毒行动,十世班禅大师被中共鸩杀,于一月二十八日凌晨在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圆寂。
二零一二年,薄熙来危机爆发后,薄熙来身陷囹圄,仍然向胡锦涛,温家宝挑战,对审讯人员说:“你们逼我老婆承认杀人,我倒要看一看到底是哪个罪过大──是杀佛罪重,还是杀一个英国间谍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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