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访美前脚刚走，奥巴马政府后脚“双箭齐发”：美军舰宣布将进入中国领海；TPP谈判完成，针对中国的“经济北约”提速。奥巴马此举，或主观上即有欲令习近平面子上难堪、处境上难过之意，亦客观上标示了习访美之失败，同时宣告习近平外交战略的全面失误。
失
误之一，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不应过于强硬。东海、南海问题，可分解为主权问题和利益问题。主权只要中国不松口，谁也无法剥夺，无须作态强硬；利益问题之现
状，是多年来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各自从中攫取利益，不管中国态度强硬与否，都不可能改变这种各取其利的格局，除非武力上拥有压倒性优势，但是中国并没
有。没有压倒性武力优势却表现强硬，虽然理由正当，而且很解气，但完全不可能取得实际上的收益，却平白恶化了与日、越、菲的关系，同时令周边国家对中国之
戒备加剧。那么，中国又有什么必要现在就作态强硬呢？此举可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实利。
失误之二，时至今日，中国对美国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新、老大国能够和平共处，避免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这虽然是人心之常，对美的进一步接触、试探也确有必要，但习近平访美的结果，仍宣告了这种努力失败。
中国应该时时牢记自己今天的处境：美国是中国的最大对手，同时也是唯一有可能从根本上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力量，而中国至今还没有正面抗衡美国的实力。由此基本形势，可推导出中国外交战略的两个基本支撑点：1，应尽可能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2，一切外交部署都应紧紧围绕“抗美”这个最根本、同时也是最迫切的目标，其他目标都应置后。为此，中国应尽可能改善与俄、欧、日及周边国家的关系，以此消解美国的同盟和攻势，巩固自己的盟友与阵线，增加美国遏制中国的难度。
有
人认为，中国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对日、越、菲的强硬，正是为了对付美国──中国没能力直接对美动手，却可先断其爪牙──如果中国真的这样打算，那就是力量
用错了方向。外交不同于军事，既然没有能力正面对抗美国，也就没有可能断其爪牙，而只可能令其爪牙越来越坚定。正确的做法恰恰应该是反向而行，尽量改善与
日、越、菲的关系，尤其是日本，因为它在经济、科技上与中国具有较强互补性。在非战争年代，美与其盟国亦非铁板一块。通过利益和交往，进行分化、瓦解，这
是“富而弱”国家唯一可行的战略。
从
习近平上位后的一连串动作看，早在上任前，他就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有了相当成熟、完整的思路。这些思路到底怎么样？要看具体的实施效果。现在看来，至少外交
上表现不如人意。这种不如意，根源可能在于此前想得过于简单，以为只有自己是棋手，其他人都是棋子──希望在内政问题上他没有这样想。
内
政方面，习近平有两件事做得很漂亮：集权和反腐。习在这两方面的成绩，不但超越了江、胡，而且超越了邓。反腐更可说超越了毛，毕竟习、毛所面对的反腐题之
难度差别巨大。但是，这还不够。如果仅仅集权做得好，人家可能说你长于权争短于治国；再加上反腐，先不说反腐在很大意义上也是为了权争，且人们很可能把反
腐的大部分功劳归于王歧山，军队反腐则部分归功于刘源（顺便说一句，最近张木生对外媒放言“有人怕刘源上去”，说明刘已彻底没戏。否则，张不会作此言。张
之言，近乎“逼宫”，这是绝望中的奋力一搏）。所以，习近平必须在其他方面继续交上好的“答卷”。
内政其他方面，意识形态可说是决策方向正确，但操作存在问题。在自由主义“肆虐”中国20年后，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对舆论和意识形态加强管控是必要的。但现在的做法远远超出了“必要”范畴，管控已延伸到与意识形态斗争无关的领域和内容，呈现出扩大化和过激化趋势。虽然“矫枉必过正”，但过激必导致反弹，有些反弹可能是致命的
即
使在中国，大多数普通民众也不会过于在意政治，他们更关心自己的日常所需。所以，意识形态方面的管控虽然招致部分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但大多数人纵有不满
也不强烈，更多是无所谓。然而，当管控一旦延伸到普通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时，尤其是对与意识形态斗争无关的文化、文艺作品也严加管控时，普通人的不满就会
大幅增加。而且，这样一种从基本需求被限制、被剥夺所导致的不满，更加强烈而持久，且难以消除。
决
不能轻忽民众的基本精神需求被剥夺、被限制所导致的反弹。当执政者在并未涉及政治制度和政权的合法性、因而是毫无必要的情况下将管控延伸到一般表达不满、
牢骚，揭露腐败、黑暗的文化、文艺作品时，就损害了很多普通人的切身利益，必然导致大量原来支持政权或持中立态度者的不满乃至怨恨。因为切身的利益、感
受，比之宏大的观念更能左右人们的看法。这种不满和怨恨未必直接导致恶性事件，但它们会不断积累，逐渐改变人们的认识和心态。这种改变也未必导致直接的行
动，但它会像舞台的背景一样一直存在着，直到适当时候，当“神州有事”时，就可能影响人们的选择、决定和行动──这也是苏联解体时，亿万苏联人包括苏共党
人“更无一人是男儿”的重要原因。
当
年苏联解体及当时民众的反应，虽说确实有舆论导向的关系，但同时也还有另一重要原因，那就是人们长期感觉到被强制、被剥夺所积累的不满和怨恨，这种感受影
响了他们的选择。面对变化，人们视之为获得解放与新生──官方所谓的管制，对民众而言就是强制。显然，哪里有强制，哪里就有不满。而管制对于社会是必须
的，强制也就必然存在。因此，民意的争取上，大多数情况下执政党都竞争不过在野力量。
思
想界的惯性是，每当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时，左翼多强调执政党丧失了意识形态阵地，民众被鼓动起来“反现状”；右翼则强调在集权制度下民众长期被强制、被剥
夺，积累了强烈不满。双方都只讲对自己观点有利的一面，有意无意忽略另一面。实际上，将左右双方的看法综合起来，才庶几接近于事实。
从
以上分析可推导出关于“如何避免苏联结局”的一个悖论：既要强力管控舆论和意识形态，又要保持极高的包容性。分界线应该设在：是否涉及政治制度和政权的合
法性，涉及意识形态斗争。涉及的，应该管起来；不涉及的，则应尽量放开。越是前面管得紧，后面越应放得开。从这个角度看，官方所谓的“反三俗”就是一场闹
剧。按照现在官方的标准，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也只能被束之高阁。
因
此，对习近平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评价应为有褒有贬。虽然坏事的或许只是下面执行层，但板子仍然要打在习的身上，因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剩下的内政部分，
主要还有改革和经济两项。改革也是为了经济，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行政改革，其成效都取决于经济运行的结果。而中国经济今天的表现如何，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虽然经济下行的压力在增大，但政府确实也加大了改革和转型的力度──在经济转型期和政府改革期，经济运行经历阵痛属于正常，关键要看它的后续表现，即能不
能走出低谷，重回高峰。
但
从政府出台的相关改革和经济举措看，并没有多少令人为之眼亮的对症之方，大多只是依据西方经济学之常规开出的平庸药方。“一带一路”、输出产能，本来很切
合时疾，却因为外交战略的失误而举步维艰；提振股市的做法，本来可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内需，现在却因为股市的疲软，反过来压制了内需；大张旗鼓宣扬的以混合
所有制为主题的国企改革方案，被业内视为权贵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事实也由不得人们不这么想：通过持续积累，价值已高达一百多万亿元的国有资产，早成了
中国社会最大一块“唐僧肉”，以至于每当政府换届，都要来一次“国企改革”，重新分配利益。
由是观之，虽然经济运行的结果还未清晰，却很难让人对经济的前景怀抱乐观。虽然由于舆论、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其他方面的加强管控，增强了中国社会对于经济下行“新常态”的承受力，但这显然并不是中国人想要的答案。
三年时间不长，一些答案还未浮现。对于习近平的性格、作风，人们已可有定论；但对于他能力、思路高下、优劣之鉴定，尚需时日。
来源：明镜 / 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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