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
几年前农村老家姨父来电向我求援:镇上要强行征收他们村的农田,他们不愿意但又没想好怎么抗拒。
我于是给县长发去短信,言:某村村民准备集体上访抗议镇里强征土地,希望他引起重视,不要让事态发展严重。
一周之后,姨父电告我镇里放弃了强征企图,然后说老家人都夸他有一个能量大的外甥,言辞之间颇有自豪之情。
在基层办事基本上就是靠钱和关系开路,与权力的距离远近决定了很多事情的解决方向 |
我
其实与那位县长只有一面之缘,有次回老家过节,县委宣传部按惯例请去餐叙,该县长出面坐陪。此后再无交道。为姨父村里事发短信给他,措辞上也费了一番心
思:在信访一票否决的机制下,基层官员最怕村民集体上访了,一旦被媒体曝光,更是不得了的事情,重则有可能丢官。因此我料定县长肯定要干预。
此事之后,我在老家人的心目中俨然就是「钦差大人」了,每年一两次的回乡之旅就成了接待各路乡亲的上访之旅,在这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地方政府失职所致。基层官员不作为或者偏袒有权有势的,导致农民有冤无处申。
在无可推卸的情况下,我也的确「干预」了几件事情,结果有的得到了解决,有的则仍旧被拖延着。我的「干预」是有原则的:首先是事情本身的确存在大问题,例如法院判决迟迟得不到执行;其次是我从不提出额外要求,只是陈述事件本身请县市里领导关注。
多年的媒体从业生涯训练了我要与权力保持距离,因此虽然我因采访的缘故认识不少大小官员,我从未在私人领域主动贴近他们。所以,老家人不清楚的是,我其实很不愿意去和县里领导打任何招呼,但我也实在没有办法拒绝他们的请求。
我知道,在基层办事基本上就是靠钱和关系开路,与权力的距离远近决定了很多事情的解决方向。我的老家乡亲们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和权力靠近点,以获取好处或避免侵害。他们自然也很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能进政府工作,最好是进北京中央政府。
我的一位小学老师虽然见识比一般农民高多了,还是不能免俗。有一次我回乡和他聊天,他提到了师母的侄子很有出息,「现在北京国务院工作,一个月工资8万」。我当然知道他说得肯定错了,工作才两年的公务员月薪连8千都不可能有,但我也没有反驳他。老师接着说侄子马上要下派到某市挂职当官,好像是副市长。
这当然也不可能是真的。但我也不好戳破老师的那点美好。在这个官本位浓郁的国度,有个当官的亲戚的确在很多时候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即便没有实利也会让他人高看自己一眼。甭说在农村,就是在城市里,不是也有不少人被所谓的「高干子弟」骗钱骗色的么?
所
以,我们看到每年的国考热得不得了,那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场景。但其实,公务员中也只是手握权力的少数岗位比较实惠,他们可以进行钱权交易。而其
他绝大多数在大城市里过着非常一般的生活,甚至有的堪称「清贫」,一个月几千元的工资,也就够自己花。特别是在北上广,很多公务员可能一辈子也买不起房
了。
然而在他们的老家,他们的父母还有亲戚感到「提气」:这可是京官呀!从他们的农村老家去京城,那可是隔了镇、县、市、省四级!
地方官也的确会高看他们家人一眼,北京的一个小科员也不敢得罪的,谁能料到几年后不会升为处长、司长?以后到京城跑项目,还不得求到这些家乡人?家乡人毕竟好说话嘛!
有句流传甚广的名言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我也来创造一句:权力是最好的腐蚀剂。一个年轻人,读书时充满理想,进了国家机关后往往就变得现实起来,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权力的崇拜和迷恋者,为了获取权力可以低声下气、可以不择手段。
这
种图景在我们身边很普遍,以至于我有时会很绝望,一代又一代人就这样被腐蚀了,中国还有希望么?最近两年,虽然在凌厉的反腐风暴中,仕途成为险途,但「大
大」之声的此起彼伏同样让我忧虑:人人都想当「大大」,都想被人喊「大大」,那岂不是比安心做个镇长、县长、市长、省长更危险么?
来源:章文 知名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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