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念：生死在上海

【最后的名媛- 郑念,原名姚念媛,父亲北洋政府高官。文革中，身陷囹圄七年，受尽各种凌辱，仍然保持令人肃然的风采、尊严。牢狱中，双手血肉模糊，坚持整理衣衫；有人劝她嚎哭引发同情，她哂之：那也太不文明；出狱时，她要求行凶者道歉。用英文写作《上海生死劫》。】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版的郑念《上海生死劫》（或《生死在上海》），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以“笔述实录”方式反思“文革”的独立回忆录，之后该书销声匿迹。前些天，无意中在豆瓣搜索，发现没有该书条目。

说来惭愧，知道郑念还是近几年，而读《上海生死劫》是前些天的事。拿到书时，原本以为不会很快阅读，没想到当天加完班，晚上回去一直读到凌晨三四点，一口气读完，并且失眠了。

关 于郑念，网上已有很多相关文章和报道，无不冠以“一代名媛”或是“真正的贵族”之誉。没读书之前，对这些词还有点抵触，毕竟现在说到名媛或是贵族，有多少 真的当得起呢？读完书却觉得，如果像郑念这样的女性还不算，那又有谁能够算？第二天一边浑浑噩噩，一边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一期微信。应该还有不少读者朋友不 知道郑念吧，那就为他们做也好。

我还记得，七三至七七年间，我时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媛（郑念）的“无名氏”，独自出入于弄堂，风姿绰约，衣着华贵。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朱大可

郑念（右）和独生女儿郑梅平梅平（左），文革期间郑梅平遭红卫兵活活打死。

(1)

郑念女士，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1915年 出生于北京，父亲为留日海归，在北洋政府任高官。郑念先后在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受教育，后赴伦敦留学获硕士学位。丈夫郑康祺原籍济南，为留英博士，双 双学成回国后，丈夫出任民国时期驻澳大利亚外交官。上海一解放，郑康祺博士就受聘任市政府外交顾问，不久出任英资壳牌石油公司（即亚细亚石油公司，此为唯 一与红色中国保留贸易关系的西方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1957年郑康祺博士去世，英方以甘词厚币恳请郑念担任总经理助理直至1966年壳牌结束在中国的业务。“郑念”这个笔名就是为纪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从1949年4月起直至1980年9月，郑念一家一直生活在上海，虽然她一口京片子，从不讲上海话，但她的所有亲友，喜爱她的读者包括她本人，都认定她就是一个上海人。直至去美国后，她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量了尺寸寄回上海请她相熟的上海裁缝做，再托人从上海带去。1980年她离开上海前夕，婉拒了上海博物馆收购她收藏的极其珍贵的文物的要求，而是按她“文革”前已立下的遗嘱，将文物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她的青春、她的事业、她满腔的中华热血、她对未来的殷切期望都无私地献给她生活了37年的这座城市。她为书起名《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是因为她早已认定自己的生命已与上海结成一段血缘共同体。1980年她的痛别上海，令她心中从此裂开一个很深的创口，永不会封口。她已预知不会再回来了，当时是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后来是因为年事已高，经不起长途飞行的折腾。

“文 革”中郑念身陷囹圄，长时双手被反铐在背后以至勒得血肉模糊，令她每一次如厕后欲拉上裤侧的拉链都痛如刀割，她宁愿忍受这钻心的疼痛也不愿敞开裤链以至有 可能闪露出里面的内裤在牢狱中受尽非人的折磨，有人好心劝她放声嚎哭来引起恶势力发善心，她坚决不从：“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的声音，这 实在太不文明了”

老友Y君（与郑念的独生女儿梅平青梅竹马），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梅平，是在上影厂门房里，虽然母亲被关押家产查抄，但毕竟青春总会给人希望。那时梅平手里拿着一杯水灵灵的嫣红的草莓，边吃边与人聊天，神情还可以。看这样子不像数日后会从体委大楼跳楼自杀，因此Y君从来不相信梅平是自杀的定案。她告诉Y君，家里钱财全部抄光（当时她仍是电影学校学生，没有收入），但她知道在香港汇丰银行还有户头，问Y君如何可以与银行联系，汇点钱来。这个生于海外，在暖房长大的漂亮女孩子就是这样不设防，Y君立时制止她：“你铜钿没有我帮你，但一定不可以擅自与香港联系”

上 海电视台翻译周灵女士告诉我，“文革”打砸抢高峰时，郑梅平在朋友都本珍陪同下曾擅自来敲周灵家门。其实她们素不相识，只是看到周灵家门口贴的大字报── 周灵是在俄罗斯基辅出生，父亲是民国时代驻苏大使，母亲曾任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俄语教师。“文革”中母亲被关押，天真的梅平因此认定，“同是天涯沦落人，相 逢何必曾相识”，就找上门来：“我一个人实在太害怕了，我们两人住在一起作伴好吗？”

周灵毕竟成熟多了，虽然“同是天涯沦落人”，只好硬着心肠回绝了她。由此可见，梅平当时是多么无助！事后周灵多次自责，如果当时将郑梅平“收留”下来，大家互相有个伴，或者梅平就可以逃过一劫吧？谁知道呢？在那人妖颠倒的时段，任何推测忖度都无济于事！

──节选自《程乃珊：追忆一代名媛郑念女士》

(2)

我 （郑念）为什么没有马上申请去香港呢？就是因为我女儿。她当时在文艺小分队，到山东演出，她是不愿意出国的。好几次我到外国去，我都问她愿意不愿意跟我出 去看一看。她总说：“我不要。”因为她是共青团员，是很相信政府的，很积极的。她说我不要出国。尽管她已经大了，但毕竟没有结婚，没有固定的男朋友。我想 如果我走了，留下她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姑娘，我总是不放心。所以我想要等她回来，和她商量商量。我也想，要么我就不作了。那时我只有五十岁，好像还可 以做点事。所以，我就没有申请马上去香港。结果，文化大革命五月就开始了，这样一来，我就不能申请去香港了。

文 革抄家，由于她是自己有工作、又是共青团员。她还住在她自己的房间里，但是不准我们俩说话。红卫兵看着我，我的床都被他们搬走了，我就睡在地板上。我可以 看到她回来，但是我们不能说话。随着运动发展越来越厉害，后来她的房间也被抄了，东西都被拿走，她也不能回家了。梅平被关到牛棚里，我非常惦记她，当时还 可以让佣人给她送被子、换洗的衣服等等。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号，他们把我关到监狱里，我就不知道她后来的事情了。等我出了监狱才知道她死了。我在监 狱里被关了六年半，在单人牢房里。

在 这以前，我在监狱里就感到梅平出事了。是什么原因呢？你知道，我在监狱里六年半，我的衣服都已经烂掉了，棉袄的棉花都到边上去了。后背和前胸只剩下两层布 了，睡的棉被棉花胎已经烂掉了。冬天快到时，我想我又会得肺炎，因为我已经得了两次肺炎了。年年冬天就是咳嗽、伤风不断，衣服也不能保暖。多年来又缺乏营 养。我就提出来要求政府用我的钱（那时我的钱都被政府掌握着），买些衣服，免得我再生病（到我出狱时，我的体重只有八十几磅了）。

有 一天，监室的门一开，给我扔进来一个被包。我把被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个棉被、一件棉袄。这棉袄是我女儿的，棉被也是她的。这棉袄我仔细一看，就是文化大革 命那一年刚新做的。嗯？穿了六年半怎么还跟新的一样？里子上也没什么脏的地方，不像是穿过很久的。我仔细再看，给我扔进来的东西里面，有一块毛巾。这毛巾 正是文化革命开始时，我女儿用的洗脸毛巾。她很喜欢这条毛巾。怎么这孩子一条毛巾，可以用六年，还跟新的似的？再看，还有一个搪瓷的漱口杯，里面都是干的 茶渍。当然，年轻人用它既喝茶，又漱口是可能的，但是，里面有茶，干在里面了，这不可能，它应该是洗干净后再带进来。

我 当时就想，这孩子出事了。要不然这衣裳，她只有这么一件棉袄，怎么可能是这样？我最难过、最激动的时刻，就是看到这些东西。我就问那个管理人员。我一喊 “报告！”他就来了。我跟他说：“这些东西都是我女儿的。”他说：“你不是要被子吗？要衣服吗？给你拿来了。”我说：“这些都是我女儿的。你们把她的衣服 给我，我女儿她自己穿什么？”“她是工作人员，她有钱，就不能买新的吗？”我说：“这是我给她做的棉袄，她还没穿坏，就去买新的了？这不可能。”我说： “你得告诉我，我女儿怎么了。”“她好好的嘛，你问什么。”我说：“那你叫她给我写一个字条。”“不成！不许你们通信。”

当 我出了监狱的大门，远远的有一辆出租汽车，站在汽车旁边的不是梅平，而是我的干女儿。我的干女儿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后来分配工作到贵阳。她人矮矮的，而 梅平跟我一样高。我一看就知道不是梅平。我的疑点就对上了。我就觉得我的孩子已经没有了。我想，一家人有血统关系，有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直觉：事情不对。 她是死掉了。但是，我还希望，我是错了。我在汽车上就问我的干女儿：“梅平怎么没有来接我？”她就拉着我的手，说：“到房间里，我们再谈。”我想，当着出 租汽车司机也是不方便。等开到一座房子，是政府派我去住的。我的干女儿就对我说：“梅平自杀了。”

那时候，在上海跳楼的、自杀的人多得很。但是，我总觉得事情不对。第二天，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代表也来了，告诉我，通知我：“梅平自杀了。”这当然是官方的说法。我的书里都写了，我是怎样调查的。真正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是在毛泽东死了以后。我平反了，别人才敢来告诉我。

他们说，我女儿是从九层楼，在南京路，跳下来自杀的。但是，后来我知道这不是事实。是怎么回事呢？当时，过路的人把她的尸体送到医院，值班医生正好是她中学的同班同学，以后读了医学院。他一看是郑梅平，而且浑身是伤，跳楼自杀的人不会有伤。她是被他们打死的。

──郑念晚年接受采访

(3)

分享《上海生死劫》，不是因为“文革”，而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岁月和遭遇中，一个女性，如何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让自己坚强地活着。

当 红卫兵抄家的时候，郑念被关在厨房，她依然能够气定神闲地喝着咖啡，为面包涂上牛油，当一个年轻的红卫兵批判她到英国求学的时候，她平静地告诉对方，马克 思就是外国人，而正是在英国，她读完了《共产党宣言》。当红卫兵要把她珍藏的古董砸烂的时候，她机智地阻止了他们，而当她后来拿回这些古董，她毫不犹豫地 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郑 念很机警，也因为这样，每次周边监视她、希望能够拿到证据证明她反政府的人总是会很失望，但是她也充满了爱心，她帮助残疾的女生补习英文，希望这个被社会 遗忘的女孩，能够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找到谋生的机会，而为她工作的佣人对她忠心耿耿，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她是一个尊重自己劳动的好人。

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候，郑念捍卫自己的尊严，她从来不因为伤痛而哭，去谋求看守们的同情，因为她的教养告诉她，这是不礼貌的。天冷了，她固执地要等自己的衣物被送来，而不穿看守借来的别的囚犯的衣物，因为她觉得，这是维护她最后一点尊严的方法。

她 诚实地对待自己还有别人，聪明的她总是能够很快地识破对方，要利用她去加害别人的用心。她不会承认强加的罪名，她的反驳总是有理有据，尽管对方恼羞成怒并 不想听，她还是要说。她很较真，因为她在乎是非，尽管这样的个性，在中国并没有为她带来太多的好处，就连她的弟弟，也责怪她居然没有从“文革”的教训中学 到什么东西，因为她的弟弟已经相信，面对一个政权，不需要争论，因为争论不过的，所以承认对方所罗列的罪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她并不是不会妥协的人，只 不过比别人多了一条底线，也因为这条底线，她赢得不少人的尊重，包括几个负责看守和监视她的人。

节选自《闾丘露薇：我也想有这样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