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2015年10月4日星期日

郑念:生死在上海

【最后的名媛- 郑念,原名姚念媛,父亲北洋政府高官。文革中,身陷囹圄七年,受尽各种凌辱,仍然保持令人肃然的风采、尊严。牢狱中,双手血肉模糊,坚持整理衣衫;有人劝她嚎哭引发同情,她哂之:那也太不文明;出狱时,她要求行凶者道歉。用英文写作《上海生死劫》。】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版的郑念《上海生死劫》(或《生死在上海》),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以“笔述实录”方式反思“文革”的独立回忆录,之后该书销声匿迹。前些天,无意中在豆瓣搜索,发现没有该书条目。


说来惭愧,知道郑念还是近几年,而读《上海生死劫》是前些天的事。拿到书时,原本以为不会很快阅读,没想到当天加完班,晚上回去一直读到凌晨三四点,一口气读完,并且失眠了。

关 于郑念,网上已有很多相关文章和报道,无不冠以“一代名媛”或是“真正的贵族”之誉。没读书之前,对这些词还有点抵触,毕竟现在说到名媛或是贵族,有多少 真的当得起呢?读完书却觉得,如果像郑念这样的女性还不算,那又有谁能够算?第二天一边浑浑噩噩,一边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一期微信。应该还有不少读者朋友不 知道郑念吧,那就为他们做也好。

我还记得,七三至七七年间,我时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媛(郑念)的“无名氏”,独自出入于弄堂,风姿绰约,衣着华贵。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朱大可

郑念(右)和独生女儿郑梅平梅平(左),文革期间郑梅平遭红卫兵活活打死。

(1)

郑念女士,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1915年 出生于北京,父亲为留日海归,在北洋政府任高官。郑念先后在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受教育,后赴伦敦留学获硕士学位。丈夫郑康祺原籍济南,为留英博士,双 双学成回国后,丈夫出任民国时期驻澳大利亚外交官。上海一解放,郑康祺博士就受聘任市政府外交顾问,不久出任英资壳牌石油公司(即亚细亚石油公司,此为唯 一与红色中国保留贸易关系的西方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1957年郑康祺博士去世,英方以甘词厚币恳请郑念担任总经理助理直至1966年壳牌结束在中国的业务。“郑念”这个笔名就是为纪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19494月起直至19809月,郑念一家一直生活在上海,虽然她一口京片子,从不讲上海话,但她的所有亲友,喜爱她的读者包括她本人,都认定她就是一个上海人。直至去美国后,她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量了尺寸寄回上海请她相熟的上海裁缝做,再托人从上海带去。1980年她离开上海前夕,婉拒了上海博物馆收购她收藏的极其珍贵的文物的要求,而是按她“文革”前已立下的遗嘱,将文物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她的青春、她的事业、她满腔的中华热血、她对未来的殷切期望都无私地献给她生活了37年的这座城市。她为书起名《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是因为她早已认定自己的生命已与上海结成一段血缘共同体。1980年她的痛别上海,令她心中从此裂开一个很深的创口,永不会封口。她已预知不会再回来了,当时是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后来是因为年事已高,经不起长途飞行的折腾。

“文 革”中郑念身陷囹圄,长时双手被反铐在背后以至勒得血肉模糊,令她每一次如厕后欲拉上裤侧的拉链都痛如刀割,她宁愿忍受这钻心的疼痛也不愿敞开裤链以至有 可能闪露出里面的内裤在牢狱中受尽非人的折磨,有人好心劝她放声嚎哭来引起恶势力发善心,她坚决不从:“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的声音,这 实在太不文明了”

老友Y君(与郑念的独生女儿梅平青梅竹马),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梅平,是在上影厂门房里,虽然母亲被关押家产查抄,但毕竟青春总会给人希望。那时梅平手里拿着一杯水灵灵的嫣红的草莓,边吃边与人聊天,神情还可以。看这样子不像数日后会从体委大楼跳楼自杀,因此Y君从来不相信梅平是自杀的定案。她告诉Y君,家里钱财全部抄光(当时她仍是电影学校学生,没有收入),但她知道在香港汇丰银行还有户头,问Y君如何可以与银行联系,汇点钱来。这个生于海外,在暖房长大的漂亮女孩子就是这样不设防,Y君立时制止她:“你铜钿没有我帮你,但一定不可以擅自与香港联系”

上 海电视台翻译周灵女士告诉我,“文革”打砸抢高峰时,郑梅平在朋友都本珍陪同下曾擅自来敲周灵家门。其实她们素不相识,只是看到周灵家门口贴的大字报── 周灵是在俄罗斯基辅出生,父亲是民国时代驻苏大使,母亲曾任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俄语教师。“文革”中母亲被关押,天真的梅平因此认定,“同是天涯沦落人,相 逢何必曾相识”,就找上门来:“我一个人实在太害怕了,我们两人住在一起作伴好吗?”

周灵毕竟成熟多了,虽然“同是天涯沦落人”,只好硬着心肠回绝了她。由此可见,梅平当时是多么无助!事后周灵多次自责,如果当时将郑梅平“收留”下来,大家互相有个伴,或者梅平就可以逃过一劫吧?谁知道呢?在那人妖颠倒的时段,任何推测忖度都无济于事!

──节选自《程乃珊:追忆一代名媛郑念女士》



(2)

我 (郑念)为什么没有马上申请去香港呢?就是因为我女儿。她当时在文艺小分队,到山东演出,她是不愿意出国的。好几次我到外国去,我都问她愿意不愿意跟我出 去看一看。她总说:“我不要。”因为她是共青团员,是很相信政府的,很积极的。她说我不要出国。尽管她已经大了,但毕竟没有结婚,没有固定的男朋友。我想 如果我走了,留下她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姑娘,我总是不放心。所以我想要等她回来,和她商量商量。我也想,要么我就不作了。那时我只有五十岁,好像还可 以做点事。所以,我就没有申请马上去香港。结果,文化大革命五月就开始了,这样一来,我就不能申请去香港了。

文 革抄家,由于她是自己有工作、又是共青团员。她还住在她自己的房间里,但是不准我们俩说话。红卫兵看着我,我的床都被他们搬走了,我就睡在地板上。我可以 看到她回来,但是我们不能说话。随着运动发展越来越厉害,后来她的房间也被抄了,东西都被拿走,她也不能回家了。梅平被关到牛棚里,我非常惦记她,当时还 可以让佣人给她送被子、换洗的衣服等等。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号,他们把我关到监狱里,我就不知道她后来的事情了。等我出了监狱才知道她死了。我在监 狱里被关了六年半,在单人牢房里。

在 这以前,我在监狱里就感到梅平出事了。是什么原因呢?你知道,我在监狱里六年半,我的衣服都已经烂掉了,棉袄的棉花都到边上去了。后背和前胸只剩下两层布 了,睡的棉被棉花胎已经烂掉了。冬天快到时,我想我又会得肺炎,因为我已经得了两次肺炎了。年年冬天就是咳嗽、伤风不断,衣服也不能保暖。多年来又缺乏营 养。我就提出来要求政府用我的钱(那时我的钱都被政府掌握着),买些衣服,免得我再生病(到我出狱时,我的体重只有八十几磅了)。

有 一天,监室的门一开,给我扔进来一个被包。我把被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个棉被、一件棉袄。这棉袄是我女儿的,棉被也是她的。这棉袄我仔细一看,就是文化大革 命那一年刚新做的。嗯?穿了六年半怎么还跟新的一样?里子上也没什么脏的地方,不像是穿过很久的。我仔细再看,给我扔进来的东西里面,有一块毛巾。这毛巾 正是文化革命开始时,我女儿用的洗脸毛巾。她很喜欢这条毛巾。怎么这孩子一条毛巾,可以用六年,还跟新的似的?再看,还有一个搪瓷的漱口杯,里面都是干的 茶渍。当然,年轻人用它既喝茶,又漱口是可能的,但是,里面有茶,干在里面了,这不可能,它应该是洗干净后再带进来。

我 当时就想,这孩子出事了。要不然这衣裳,她只有这么一件棉袄,怎么可能是这样?我最难过、最激动的时刻,就是看到这些东西。我就问那个管理人员。我一喊 “报告!”他就来了。我跟他说:“这些东西都是我女儿的。”他说:“你不是要被子吗?要衣服吗?给你拿来了。”我说:“这些都是我女儿的。你们把她的衣服 给我,我女儿她自己穿什么?”“她是工作人员,她有钱,就不能买新的吗?”我说:“这是我给她做的棉袄,她还没穿坏,就去买新的了?这不可能。”我说: “你得告诉我,我女儿怎么了。”“她好好的嘛,你问什么。”我说:“那你叫她给我写一个字条。”“不成!不许你们通信。”

当 我出了监狱的大门,远远的有一辆出租汽车,站在汽车旁边的不是梅平,而是我的干女儿。我的干女儿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后来分配工作到贵阳。她人矮矮的,而 梅平跟我一样高。我一看就知道不是梅平。我的疑点就对上了。我就觉得我的孩子已经没有了。我想,一家人有血统关系,有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直觉:事情不对。 她是死掉了。但是,我还希望,我是错了。我在汽车上就问我的干女儿:“梅平怎么没有来接我?”她就拉着我的手,说:“到房间里,我们再谈。”我想,当着出 租汽车司机也是不方便。等开到一座房子,是政府派我去住的。我的干女儿就对我说:“梅平自杀了。”

那时候,在上海跳楼的、自杀的人多得很。但是,我总觉得事情不对。第二天,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代表也来了,告诉我,通知我:“梅平自杀了。”这当然是官方的说法。我的书里都写了,我是怎样调查的。真正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是在毛泽东死了以后。我平反了,别人才敢来告诉我。

他们说,我女儿是从九层楼,在南京路,跳下来自杀的。但是,后来我知道这不是事实。是怎么回事呢?当时,过路的人把她的尸体送到医院,值班医生正好是她中学的同班同学,以后读了医学院。他一看是郑梅平,而且浑身是伤,跳楼自杀的人不会有伤。她是被他们打死的。

──郑念晚年接受采访


(3)

分享《上海生死劫》,不是因为“文革”,而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岁月和遭遇中,一个女性,如何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让自己坚强地活着。

当 红卫兵抄家的时候,郑念被关在厨房,她依然能够气定神闲地喝着咖啡,为面包涂上牛油,当一个年轻的红卫兵批判她到英国求学的时候,她平静地告诉对方,马克 思就是外国人,而正是在英国,她读完了《共产党宣言》。当红卫兵要把她珍藏的古董砸烂的时候,她机智地阻止了他们,而当她后来拿回这些古董,她毫不犹豫地 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郑 念很机警,也因为这样,每次周边监视她、希望能够拿到证据证明她反政府的人总是会很失望,但是她也充满了爱心,她帮助残疾的女生补习英文,希望这个被社会 遗忘的女孩,能够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找到谋生的机会,而为她工作的佣人对她忠心耿耿,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她是一个尊重自己劳动的好人。

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候,郑念捍卫自己的尊严,她从来不因为伤痛而哭,去谋求看守们的同情,因为她的教养告诉她,这是不礼貌的。天冷了,她固执地要等自己的衣物被送来,而不穿看守借来的别的囚犯的衣物,因为她觉得,这是维护她最后一点尊严的方法。

她 诚实地对待自己还有别人,聪明的她总是能够很快地识破对方,要利用她去加害别人的用心。她不会承认强加的罪名,她的反驳总是有理有据,尽管对方恼羞成怒并 不想听,她还是要说。她很较真,因为她在乎是非,尽管这样的个性,在中国并没有为她带来太多的好处,就连她的弟弟,也责怪她居然没有从“文革”的教训中学 到什么东西,因为她的弟弟已经相信,面对一个政权,不需要争论,因为争论不过的,所以承认对方所罗列的罪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她并不是不会妥协的人,只 不过比别人多了一条底线,也因为这条底线,她赢得不少人的尊重,包括几个负责看守和监视她的人。

节选自《闾丘露薇:我也想有这样的笑容》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