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胡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摒弃此前“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法。为什么摒弃？胡耀邦当年有四个解释。本文摘自2010年第17期《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徐庆全，原题为《朱厚泽：“三宽部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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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厚泽 |
贵州改革的大胆举措和理论思考，以及中宣部任上“三宽政策”的提出，使得朱厚泽这位中共任期最短的中宣部长给历史留下了自己独特的魅力。
5月9日晨，手机短信送来朱厚泽家属发出的讣告：“朱厚泽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9日0时16分在北京辞世，享年80岁。根据其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遗体火化，骨灰送回家乡安葬。”
随讣告还有一幅挽联：“国运民瘼终生相伴 仁心厚泽永留人间。”斯时，也只有拟挽联才能表达对逝者的敬仰、哀悼之意了：“灵心圆映三江月 笔阵横扫千人军。”
此联，为李白、杜甫联句，为一书法家作品，一直印在我脑海。此时突然涌出，想来是激活了我对这位曾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原宣传部部长的老人长久的印象。
因感念而记住朱厚泽这个名字
对朱厚泽这个名字有印象，要追溯到1986年10月。
此时，朱厚泽已就任中宣部部长一年有余，而如我这样在当年充满“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热情的学子，却不知道他。说来惭愧，但也不怪我们。自1976年以来，朱厚泽的前任们，张平化、胡耀邦、王任重、邓力群，在现当代历史上都是有故事的人，而朱厚泽有什么？即使报上宣布过对他的任命，也难以立时让学子们记住。到1986年10月，我是通过查找报纸记住了他的名字。
我特意查找报纸找中宣部部长的名字，是因为心中怀着一份感念之情。那一年，我正准备研究生考试。10月中旬，研究生考试信息公布，考试科目居然少了“政治”科目。这可是我们社会主义考试制度“破题儿头一遭”──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遭”。
查找报纸，多少让我对这位没有“故事”的中宣部部长有所了解：
朱厚泽，1931年1月出生于贵州织金书香门第，革命家庭。其父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长辈，就学于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先生任教的达德学院，他本人也是该校学生，后又就读于贵阳清华中学。1949年3月加入中共。后长期在贵州工作，从基层做起，一路向上，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7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中共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
此后，我一直关注着朱厚泽的行踪。知道他只当了一年多的中宣部部长──中共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一位，后又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89年至2000年，他的名字在报端几近消失了。
仿佛是天意，2001年，我有机会和他面对面地坐在一个会议室。而此时，历史专业出身的我，随着对他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对他也从感念变为敬仰。但冲口而出的依然是当年的谜：“1986年，研究生入学为何免考政治科目？”
他对我当年的感念多少有些惊讶。他不解谜底却讲起了当年的大势：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胡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变换此前“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法。
胡耀邦当年有四个解释：（一）共产主义思想的含义在不同的范畴中可作不同的解释，“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什么叫共产主义？可以指高
级阶段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一个范畴；可以指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即马克思主义，这是另外一个范畴；可以指共产主义精神，大公无私，又是另外一个
范畴；此外还可以指“劳动不讲定额，不计报酬”，那就是又一个范畴了。如此“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不容易搞得很准确、很周密，实际上是讲不清楚。
（二）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民范围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同我们党的现行政策，特别是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不适合，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纠缠
不清的问题。（三）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用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容易助长许多错误倾向的发生。（四）
这个提法使台湾和广大华侨、爱国人士难以理解，增加不必要的疑虑，对统一祖国更加不利。
朱厚泽说到此处，我恍然大悟：当年政治科目的核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既然这个“核心”已经调整，政治科目考试题如何出？免考势所必然。
荣任中宣部部长
当然，相对于朱厚泽在中宣部部长任上的作为，免考政治科目只是一个极小的问题。此后，只要有机会，我总问他在中宣部那一段的情况。久而久之，与自己所了解的那段历史相结合，他在中宣部的作为也慢慢清晰起来。
1985年7月，朱厚泽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胡锦涛继任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交接工作的方式有些特别，他陪胡锦涛到基层去，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等，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议论。8月，接到中央的电话，才赶往北京任职。
当年，朱厚泽在思想理论界并没有什么名气，何以会荣任中宣部长的职位？这是他在贵州思想解放、大胆改革所致。
1982年，朱厚泽在担任贵阳市委书记时，用了半年时间，到市属一百多个工矿企业进行实地调查，主持制订了《贵阳市经济调整提纲》。该《提纲》实施第一年，使贵阳市当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了40%，财政收入增长了16%。第二年，任副省长，当年贵州省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8%，财政收入亦大幅度增长。
这年年底，朱厚泽进入中央党校短训班学习。在题为《怎样培养新一代接班人》的毕业论文中，他提出三个观点：1.逐步培养年轻干部取代年迈干部；2.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3.新的领导干部要真正懂得经济。在中共中央党校第四届哲学年会上，朱厚泽作为特邀代表作关于培养新一代领导干部的讲话，新华社的内参转载了讲话的主要观点，《理论动态》全文刊登。
1984年，《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消息：春节期间，朱厚泽到贵阳市郊走访农民。当时农民害怕政策变，养鸡专业户谭国均表露出忧虑。朱听后马上把谭国均夫妇和在场的贵阳市长、区长、村长拉在一起，合影留念：“立此存照，来支持大家走致富道路。”谭把此照作为“定心丸”高挂在墙上。
大胆改革有政绩，对改革未来有理论思考，朱厚泽走进中央高层，已无悬念。
“三宽部长”的“三宽”方针
到中宣部半年多，在思想理论界，朱厚泽一直没有大的举措。包括既往一年一度的全国宣传会议，他也无意召开。胡耀邦让胡启立、王兆国给他带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
当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是胡乔木；而在中央书记处则是邓力群。“两个分管”下的中宣部长，朱厚泽有他的一套工作方式。首先，他力求敞
开中宣部的大门，与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的人交朋友。上任之初，发生了“刘晓庆风波”。刘晓庆未经通报跑到他的办公室，投诉她主演的影片《无情的情人》被扣
压不能公映。朱厚泽第二天安排看片，提出处理意见。这事当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美谈。
其次是到地方各种会议上“东讲一点，西讲一点”，就是不开全国会议，不写报告。朱厚泽的举动，当年有两种解读：有人认为他在了解情况；有人认为他是以渗透的办法讲自己的观点──在下面讲什么不用向上报告。
翻翻朱厚泽当年的讲话，他轻描淡写的“东讲一点，西讲一点”，既涉及到理论问题的思考，又涉及到他的施政方针。
就理论问题而言，他对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自己的认识。1986年1月3日，
他在上海电影创作会议即席讲话中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文艺创作，具有
强烈的个性特色，创作自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符合文艺创作的发展规律的。四项基本原则是高层次的规范，讲的是政治方向、政治目标、政治道路。所以，我们
要在战略上总体上坚持这个总体方针，又不能把这个总体上的战略方针，简单化地等同于日常生活中某个具体规范。
他在参加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说：好多地方是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纠正经济改革。精神文明建设要促进全民族勇敢
探索创新，把这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还说：中宣部正在讨论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怎么看的问题，认为应在战略上坚持，不应当作日常行为的具体规范和衡量科学
文艺的具体尺度。
对四项基本原则有这样的看法，在思想文化的具体施政方针上，朱厚泽逐渐形成了著名的“三宽”方针：宽松、宽容、宽厚。
朱厚泽在一系列会上，多次讲“文艺要有一种比较和谐融洽的气氛，一种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一种有利于艺术上不同风格流派的相互竞赛，有利于艺术上的探索创新，有利于在探索创新中的互相批评讨论的好空气。”“和谐的气氛”“协调的气氛”“宽松的环境”。
“三宽政策”的提出，是在1986年7月
文化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他在发言中说：“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
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最后形成了“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思想，他本人也被称为“三宽部长”。
“三宽论”也是朱厚泽处理当年思想理论界争论的尺度。处理轰动一时的“马丁事件”时，替马丁（南京大学青年教师宋龙祥）解围；对于被视为有政治暗喻而打入冷宫的电影《黑炮事件》，他批准公映。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朱厚泽离开中宣部，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的王忍之接任。1月28日，邓力群到中宣部主持新老交接。邓力群介绍了王忍之。朱厚泽在简短的讲话中说：“我来中宣部一年，做了些工作，这些工作的是与非，由历史来评说吧！”
如今，23年过去。2005年中共中央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朱厚泽西归路上，自然更不必挂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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