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异见人士、维权律师、新闻工作者、互联网、藏人和维吾尔人以及民间NGO以各种名义进行了力度空前的打压。有一派观点认为,习近平的维稳行动是为了给中共十九后大实施全面改革铺路。但批评者则表示,未来的事情难以预言,不能把以后的“好事”来合理化现在做的“坏事”。
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活动人士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在巴黎抗议中国领导人蔑视信息自由 |
2015年12月22日,西方圣诞节前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检方从两万多条微博中找出的七条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判处知名维权律师浦志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虽然浦志强在被羁押十九个月后终于可以告别铁窗生活,但他却因为被判有罪而将告别他的律师生涯。在2016年来临之际的这一判决也把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中国维权律师的全面打压推向高潮。
林中斌:习右手握改革长矛,左手持维稳盾牌
对于习近平的“铁腕”作风,外界有不同的解读。台湾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声音。他今年10月
在台湾联合报“名人堂”发表了一篇题为《习近平心中的烙印》的评论文章,认为习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迫害的经历势必对习近平有所影响,因此虽然他上台后也
打压异议人士、压制言论自由,但其意义应与毛时代的高压统治不同。林中斌在这篇文章中表示,如果说改革是矛,那么习近平严控媒体、逮捕人权律师等维稳之举
是“保护他个人和改革进程的盾牌”。他右手改革,左手维稳“让反改革的左派无话可说。”
曾在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担任多年研究员的林中斌(12月23日)对美国之音表示,改革的人不能自己先倒下去,否则改革不能成功。他举了胡耀邦和习仲勋的例子。“由于胡耀邦只有一个往前冲的改革的长矛,没有保护他自己的盾牌,所以落得一个悲剧下场。”他说,1987年1月,中共高层对胡耀邦进行了五天的批斗。当时,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因提胡耀邦仗义执言,也丧失了政治的权力。“这个故事习近平如何能够忘却?”林中斌说。
在台湾和美国拿到地质学位的林中斌,最后在美国乔治城大学拿到政治学硕士和国际关系博士(其博士论文:China's Nuclear Weapons Strategy)。林中斌表示,西方学者和分析人士往往对东方文化缺乏了解,因此看不懂习近平在做什么。习的改革当然是典型的自由派的,可是他的维稳刚好是相反的。“奇正相生、虚实并用,这是孙子兵法的精髓,也是老子道德经里不断强调的,很多事情是相反和相承的。”他说。
林中斌认为,在几年的强势反腐后,习近平要想保住反腐的成果就不得不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把部分监督的权利交给人民。“这并不是美国的自由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但是是某种程度的民主,这是不可避免的。时间什么时候,我猜在十九大之后。”
王丹:打坏人前先杀好人缺乏逻辑
对林中斌这种观点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他的观点“看似新颖,但是实则未能跳脱传统思维的说法”。台湾苹果日报日前发表在台湾大学任教的“六四”学运领袖王丹的文章,批评林中斌对习近平寄予希望是一厢情愿,其观点逻辑不通。
在
美国哈佛大学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的王丹在其文章中说,习近平虽然有很多改革承诺,但远没有全部兑现。例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仅没做,反而变本
加厉,加倍打压公民社会。而且,要评判习近平的改革仍需时日,现在就下结论为时过早。文章还说,为了让左派无话可说就靠抓人来安抚他们,这种说法缺乏逻
辑。“因为我要打坏人,所以我必须先杀掉好人,这样的做法完全跟改革扯不上关系”。
“八九‘六四’”后在政府通缉名单上排在首位的王丹(12月23日)
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习近平会像林中斌说的那样会进行(政治)改革。“这仅仅是林中斌的一些期待而已,或者说是没有证据的猜测,”王丹说,
“如果有一天习近平真的是这样做了,我们再回过头来总结他这样做的一个过程和经验。你还没有什么证据说他(习近平)以后真的就会去推动改革啊,那你为什么
提前进行表扬呢?”
习近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对
此,林中斌认为,习近平终将走出一条与其前任不同的路已经有证可循。他表示,通过对胡耀邦诞辰纪念的巨大反差对比可以看出习近平比胡锦涛走得更远。胡耀邦
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纪念活动规模要小得多,而且胡锦涛迫于党内保守力量的压力“借故”缺席。他说:“如果习近平不是左手抓维稳的话,他没有办法给胡耀邦
在11月20日百年诞辰做‘平反’。”林中斌表示,在胡耀邦之后,下一个是赵紫阳,再后面是天安门。
但
王丹认为,这种想法仍然是寄希望于习近平能够是一位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这是把希望放在一个比较清廉的、或者是比较有决心的君主的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
人治的思维。”王丹表示,对习、王通过反腐从而在中国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民主不抱希望。“我当然对习近平和王岐山没有什么期待,”他说,“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在于哪儿有只许他自己反腐不许别人反,别人反就抓起来的?这显然不光是反腐的问题,还有其它权力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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