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学者秦晖的“走出帝制”一书最近遭到当局封杀，被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
广泛报道。该书讨论了辛亥革命一百年来，宪政理想为何无法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问题，其下架让人联想到十多年前曾经热播的大型电视剧“走向共和”被禁播的命
运。习近平曾经表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那么书中的宪政观念，为何触动当局的神经？“走出帝制”这个中国人一百年前就提出的政治理想，为何到
今天却成为讨论的禁忌？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 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
王康表示，1949年后，中共实行思想钳制，出现“影射史学”，吴_《海瑞罢官》的悲惨结局（吴_和彭德怀惨死）是文革的本质。由于不能公开研究，在1949年后的共产党中国，史学界只好以晚清影射中共。2003年60集
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遭禁，与秦晖《走出帝制》下架，反映了专制帝国死灰复燃的历史倒退。继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之后，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帝制
复辟的概括，其基础是秦始皇建立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主义，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一党专政，以及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三位一体体现了新东方大帝国的本
质。秦晖的《走出帝制》被下架，触动了中国最敏感的神经。大帝国压制思想是本性使然。明年2016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后年2017年是反右运动重要周年，也是十月革命100周年，若没有意外事件，中国知识界恐怕有更多人士陷入困厄。
程
晓农说，秦晖的这本书《走出帝制》是历史散论文集，主要涉及辛亥革命前后的近代史话题，对中国史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和强国史观提出质
疑。这些内容以前都在国内发表过，并非敏感文章，但有不少思想火花，当然，在国内的语境里，很多话他也只能点到为止。那么，从辛亥革命之后的100多年历史来看，中国到底是走出帝制了，还是走向帝制?以专制程度来判断，红色中国和历史上的帝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唯一的区别是没使用帝号，没办过登基大典，但文革时期的前3年，全国百姓必须每天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比帝制有过之而无不及。1949年中共建国时毛泽东宣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史实证明，真实情况是，“站起来”的只是红色权贵，而站在红色权贵肩膀上的则是不戴皇冠的毛泽东，至于“中国人民”就只能趴在他们脚下。
程晓农表示，过去40年
来学者们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不断探索挖掘，不断颠覆官方的历史解读，帮助大家重新认识历史真相，所以秦晖说，历史舞台上的“演员越来越清晰”。但是，中国的
历史研究总的方针仍然是为意识形态教育服务，马克思主义史观始终主导对近现代史的正统解读；但由于其中漏洞百出，所以，官方的历史解读越来越成为枯燥的教
条，这就是秦晖所讲的，“剧本越来越模糊”。官方堵不住活跃的历史研究，只能选择性封杀。从80年代到今天，党政部门当中一直有一些单位设有机构或部门，专职负责阅读书刊，然后挑毛病上报，这些人其实就属于“思想警察”。秦晖的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某些“思想警察”的注意，结果就被禁了。
陈
破空表示，百年前的中国人就追求宪政，今日中国人却不能谈论宪政，从政治层面而言，中国一直在倒退。十二年前有电视剧《走向共和》，字面上有朝前走的意
思；今年有书籍《走出帝制》，字面上有退一步的来说的意思，既然不能走向新制，至少应该走出旧制。十二年过去了，论述的角度更保守了，仍不见容于当权者。
可见，中国继续倒退，没完没了地倒退。秦晖诠释历史，其论述并非无懈可击，但他触及的话题本身，就足以让当局尴尬和惊慌。事实上，今日中国当权者，就历史
眼光和政治胸襟而言，不如大陆民国时代的国民党，更不如北洋时期的“军阀”首领，甚至不如晚清的外族统治者。中共当局封杀《走出帝制》，这个动作本身就证
明，今日中国，依然没有走出帝制，而是名亡实存的帝制--红朝帝制。
杨
建利表示，禁《走出帝制》其实就是禁走出帝制，不愿走官方口中的“邪路”，但是邪路恰恰是中国的唯一选择。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仍未摆脱专制政治的束缚。和
清末极为相似的是：中国政府自外于世界潮流，不肯拥抱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但这一价值根植于人性，于是便产生了民间与政府的紧张关系。这一关系在
某个临界点来临前政权总会以“稳定”为主线，但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看到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转型中都有其“辛亥革命”的爆发，这为我们回顾和研究历史
提供了更为开阔的借鉴。在今天的世界上，对于普世价值的拥抱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真正保障，这一点不因地点的差异而有不同。
来源：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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