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在中东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向阿拉伯国家提供550亿美元资金，包括向中东地区提供多个专项贷款及设立投资基金，并向巴勒斯坦提供5000万元人民币无偿援助。中方还将培训1000名阿拉伯青年领袖，培育中阿友好的青年使者和政治领军人物。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外访问中，已经不止一次地向国外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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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时代，就是纳税人时代，公权力无论花什么钱，都得经过公民纳税人的同意。 |
《环球时报》据此评论说，有人认为，中国还有很多贫困地区和人口，外援的那些钱应当首先花到他们头上。这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呼声，与大国所需要的外交理性格格不入。早在毛泽东时代国力并不强时就开展了不少对外援助，中国直到今天仍在享受其带来的战略好处。
《环
球时报》不提毛泽东还好，一提毛泽东，人们就想到了大跃进，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口，用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专制逻辑，宁可饿死人也要帮助别的国家的逻辑，
显然是与世界文明伦理背道而驰，也与国人的意愿背道而驰。因为援助而给国内不满往国外投钱的人安上民粹主义的大帽子，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升
温，促使官民矛盾激化。
罔顾民意的路，不能走得太远。
客观地说，对国外提供资金是承担国际道义的行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数目也不少。美国大使馆在腾讯的微博就说：「根据美国国际发展署，2013年由美国政府负责的对外援助金额为400亿美元。按地区接受援助金额排列：中东与北非：91.1亿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91亿美元。南亚和中亚：61.6亿美元，西半球：22.5亿美元。」国际援助不应该有异议。
中国的异议就多了。几乎每一次向国外投放资金都会引发部分国民的不满，有人称之为「大撒币」。这个名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大把大把地往国外撒钱，另一层意思就是骂人，即大傻逼。
骂人是不对的，理性批评并把道理说清楚即可。
之所以引起网民的不满，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塔西伦陷阱时代来临。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无论公权力做什么事，公民们就是不信。公权力进入塔西伦陷阱而难以自拔，而公民又不施以援手，任其深陷。
第二，国内两极分化问题还没有解决。社会贫困人口增多，吃饭、就业、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亟需提供资金解决他们的困难。
第三，公权力傲慢。官方与民间沟通渠道不足，且缺乏诚意。国际主义援助本来就有部分是国际义务，但人们对国际义务这一块难以分得清，官方又不对此又不进行及时有效地沟通和解释。通过《环球时报》去解释，只会越解释越乱，越解释人们越不满意，甚至是火上浇油。
第四，纳税人意识觉醒。作为纳税人，他们有权利质疑钱的去向，有权力要求公权力在向国外提供资金时要具有公开性，有权力问对提供的资金进行起点、过程、结果进行评估。
对此，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提出建议，建议中指出，敬请全国人大审查和监督对外援助与外汇使用。
他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背景下，我建议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履行职责，审查和监督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外汇使用情况。」
胡星斗援引联合国发布的《2014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说：「中国极度贫困人口总数占总人口比例高达12.8%，而尼日利亚为8.9%，孟加拉5.3%，刚果4.6%，中国的极度贫困人口比例远远高于非洲国家，也高于亚洲最贫困国家孟加拉。」
他
说：「面对国民如此大比例的贫困，中国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将外汇纳入预算，外汇除了用于国际贸易、国际人才交流之外，主要用于国内消除贫困，如建立外汇扶贫
基金，为贫困、残疾等家庭提供医疗教育养老等资金支持；提取外汇补充到社会保障基金之中；建立外汇社会稳定基金，为拆迁户、失地农民、下岗人员、老工业基
地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无论如何，无论是对外捐款还是投资，都得需要有一个说法。否则，每投放一次，都会成为社会动乱的引爆点。
公民时代，就是纳税人时代，公权力无论花什么钱，都得经过公民纳税人的同意。离开了纳税人的同意，离开了民意，就是花钱花得再好，投资收益巨大，也不会获得合法性和正当性。
中国已经进入了不确定性时代。这个不确定时代，谁也把握不了，公权力如不及时加强法治建设，不谨慎用权，不确定时代就会演化为神州处处有燃爆点的时代。
来源：东网 / 木然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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