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一九六二和习近平的二零一六

每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会本周在北京落下了帷幕。与往年一样，作为“橡皮图章”的人大和“政治花 瓶”的政协，代表和委员们的发言都被预先导演，了无新意。但是人们却在有形和无形之中感到了与往年有些不同的政治气氛。官员们空前的谨慎态度、网络上骤起 的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现像的强烈不满、以及习近平本人显而易见的沉重表情、与其他领导人在大会上鲜有互动的反常现像等等，这些使得中国当前的政治气氛似乎成 为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最诡异的时刻。

稍 微有一点中国共产党历史知识的人似乎都可以感受到，习近平在二零一六年的政治处境与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颇为相似。一九六二年，由于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运动的破产，中国的经济遭遇到极为严重的困难。在困难环境下，当的高级官员们对毛的路线产生了动摇和怀疑，毛泽东本人也不得不在“七千人大 会上”像征性地进行自我批评。此后，毛与他的战友们的关系越搞越僵，直到公开决裂，引发了为期十年的“文化革命”。

二 零一六年的习近平也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虽然现在中国经济的规模与五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经济困难的复杂和顽固程度却丝毫不亚于当年。身兼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组长和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和他的经济顾问班子在中国宏观经济决策中的作用和能力日益引起人们的非议。他与负责日常经济管理工作的总理 李克强之间的责任不清和相互不满也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人物们茶余饭后的主要谈资。由于李克强被普遍认为是共产党执政以来权力最受限制的总理，人们将不满都理 所当然地集中到了习近平身上。

除 了宏观经济管理的能力遭受非议，以及选择性反腐所引起的党内其他派别的强烈不满，两会之前发生的一些社会和政治事件，也进一步将习近平推向风口浪尖。一是 中国官方倾力推动的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浪潮，已经达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二是中国宣传系统对大嘴“红二代”商人任志强的思想围剿遭到了社会层面和一部分高 级官员的愤怒反抗，三是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强行用僵化的意识形态宣传取代社会在节庆期间对传统娱乐的需求，这一在敏感时期对大众文化需求的公然蔑视激起了 举国上下的义愤。

实 际上所有这些政治事件都是围绕着习近平展开的。个人崇拜被看作是投机者们投其所好；对任志强的围剿是因为任志强敢于挑战习近平关于“党媒姓党”的教义；春 节联欢活动的政治化更是与习近平近来对意识形态的加紧控制一脉相承。在很多人眼里，一个既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经济困难、又无法统领党内不同派系同舟共济的 领袖，却正在设法爬上让十四亿人顶礼膜拜的“政教合一”的神龛，由此引起的官僚系统的抵制和社会大众的不屑乃是人们预料之中的。

一 个集权的领袖是依靠集权的政治体制生存的，当这个政治体制的精英们目标一致精诚团结的时候，他们有力量镇压社会大众的反抗，保护精英集团的利益。但是当这 个精英集团内部面临经济和政治困难开始互相推卸责任的时候，尤其是当这个集团的相当一部分人缺乏安全感和对最高领导人失去信任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分裂。 这就是一九六二年的毛泽东和二零一六年的习近平所面对的共同的问题。

可 以说，一九六二年的那场大会是毛泽东的“滑铁卢”，执政党的精英对他的管理能力产生公开怀疑，他也在被迫进行政策调整之后，对那些背叛的精英感到极端愤 怒，直到最后不得发动了“文化革命”，开始了大规模地政治清洗。习近平对现实的遭遇将会采取什么对策呢？他目前似乎正在不得已地放缓个人崇拜的步伐，减轻 通过选择性反腐来打击政敌的力度，但是他会从挫折中吸取教训吗？抑或像毛泽东那样索性继续前行，在中国政坛掀起更大的波澜？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 胡少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