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沟通对话中坚守原则 即遭背后「黑打」
若论香港政论刊物，《前哨》知名度名列前茅，但若问起其老总刘达文何许人也，相信十问九不知，因为刘总不仅没有回乡证，在香港也绝对低调，极少出席公开活动，更少以个人名义接受传媒采访。
二O一
五年十一月初，「铜锣湾书店灭门案」初爆。因陆续「失踪」的「五子」中，五位皆《前哨》前员工或前合作者，在传媒镜头必然的聚焦中，刘总仍极为克制，保持
低调，谈人谈事，三言两语轻轻带过。既不「英雄化」受难者，也决不落井下石。对于身为「禁书」同业的自己，则是一派「坐看云卷云舒」的淡定，其中似乎也透
析出几绦隐隐的自信。
可是，到了二O一六年一月下旬，风云突变！ 月底出版的二月号《前哨》，首页社论位置即是一篇措词强硬的《严正声明》，痛斥「中共特工及线人不断造谣污蔑」，肃清前新华社人士网上放毒-「《前哨》有美国及台湾情报机构背景」，以及《亚洲周刊》抹黑....
二月《严正声明》保护员工作者
笔者曾问刘总：「为何突然高调？为何如此激愤？」他答道：「第一，是为了员工及其家属的平安，胡锡进的『强力部门法外执行论』能不令人胆寒？ 第二，我等了六十天了，等到的不是诚恳回应，反而是变本加厉的『背后下毒手』，出道几十年，黑的、白的、红的，大风大浪见惯了，未惊过！不等了！」
「为了员工及其家属的安全」，声明中两行文字一目了然：「但如果中共以此「口供」（指押中五子争取「立功」的「检举」）为「罪证」欲铲除《前哨》，则我们将会勇敢面对。在此，我们预警天下，《前哨》员工及其亲属、作者有何不测，一定是中共特工黑警栽赃嫁祸所为。」
静候道歉反迎来加码抹黑诬陷
而「等了六十天了，未惊过！ 不等了！」则因太多潜台词一时难明。刘总一一「解密」，却原来，「某强力部门失控对《前哨》工作人员非法进行骚扰」，这位「工作人员」竟然就是返乡省亲的负责公司财务工作的人员，而「非法骚扰」的时间，又竟然与遇难「五子」张志平失踪日同时-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霎时间令人和刘总一样狂怒难抑：这班中共打手太无人性，太为所欲为，太他娘的不把「一国两制」当回事，太他娘的不把「依法治国」的习近平当回事了！所谓「等」，是有「中间人」允诺游说对方为「误会」道歉，但等了六十多天，等来的反而是被动员的各方「马仔」全方位抹黑污蔑。
《严
正声明》中有言，「李波事件发生后，数日内有几十位记者要求采访《前哨》老总，包括各类港媒，以及路透社、法新社、ＢＢＣ、日本ＮＨＫ电视、《朝日新
闻》、《华尔街日报》等。因种种复杂原因，故未能满足新闻界朋友的采访要求，在此一并致歉。」其实这仍是刘总善意地「等」，但过了十来天，仍不见中共善意
回应，于是《前哨》向港内外传媒敞开了大门，不仅《明报》、《信报》、《苹果日报》及「香港O一」、「端传媒」、「Ｅ周刊」等纸媒、网媒，无线电视「新闻透视」、有线电视台专访、香港电台「视点三一」及「铿锵集」....更有各大欧美洋媒。
内情摊在阳光下让市民读者检验
楼下街市报摊阿姐是《前哨》多年忠实读者，每期必先读后卖。她说：「电视镜头闪来闪去，报纸上文字也三言两语讲不清楚，有位老读者对我说，刘总好像有难言之隐，刘老总为什么不在自己杂志说清楚、道明白？再爆些独家内幕，也算不辜负我们这些忠实读者一片心。」
笔
者向刘总转达了阿姐诉求，他说自己想了很久，已经作出决定，为了粉碎「强力部门」自以为是的习惯性非法执法，决心将恐吓员工事件始末，乃至事件背后的前因
后果、「来世今生」，统统摊在阳光下接受读者、市民检验，只要内心坦荡无私无惧，诚如弘一法师心路：「事无不可对人言。」
老实说，当刘总在整体陈述前道出一番序言式自白时，仍然令人内心惊愕顿生，一时之下难以接受，静心凝神聆听，并循理思量后，方觉言之有理，并感受出其中坚守的艰辛与人性的灵光。
办杂志为监督当权者胡作非为
那便是，在数十年书刊编辑生涯中，刘老总与中共相关部门- 国安及公安部门的「沟通与对话」。他坦言，自己决不认同马列主义，决不认同一党专政合理合法，但不得不接受「中国在中共手中」这一客观现实，所以办严肃政论杂志《前哨》不是为钱- 像李波公开承认那样，而是为了监督当政者让其不可胡作非为，以及揭发当政者的胡作非为。
正因为如此，愿意接受中共的「沟通对话」。
他
坦言，中共平时常讲「要对话不要对抗」，《前哨》选择了对话，但是「对话」绝不等于「听话」。刘总以国安常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请帮忙劝某出版社勿出某
书：「但是，是否国家机密得有证据，滥定机密是否合理，川震难童名单你说是我说不是，真有危害国安的内容我会落力劝，但多以删段为主，不准出书人家出版社
吃什么？」
「与狼共舞」只为同业避祸趋吉
「另
类合作」：他以姚文田案为例，祸起余杰《中国教父习近平》。姚想出书之初，国安便辗转传来劝阻信息，但姚「硬颈」不听，结果七旬老翁付出重囚十年惨重代
价：「中共无法无天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毋须姚老先生再以十年冤狱加以证明，如若当初听劝，或不出，或稍作技术性操作（借台湾出版社名义，由台湾出版，然后
在香港卖），即可避灾。」
躲在租界里喊打喊杀者岂能体会
他感慨万分：「或许境外异见者会骂我向强权妥协，是『投降派』，但是作为同业行家，哪怕只是香港同胞，市民街坊，我的一番不失原则的劝说，便能让他免除不知能否活着出来的十年黑狱，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你们只是『躲在租界里喊打喊杀喊冲锋』，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已。」
刘老总侃侃而谈，且将笔录归纳为五个部分，让读者可以条理分明地阅读品味。
第一，恐吓事件流程；第二，祸因；第三，关于刘总的《致孟建柱公开信》；第四，与北京上层的沟通； 第五，《前哨》历年与公安、国安的沟通；第六，令人失望的「合作」- 粗疏、闪躲、无情无义。且顺序一一解读。
恐吓事件流程
第一部分：恐吓事件流程。
刘总一九八一年一月来港后即被公安盯上，一九八五年又被国安盯上。一九九七年回归前，被吊销回乡证，登上禁止入境内地黑名单。即便如此，国安、公安仍厚颜（已经不够朋友了）来港「沟通对话」，刘总尚能宽怀接受。
《前哨》财务员工时有出入罗湖海关，但从未遇过留难。
二O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上午，铜锣湾书店张志平安坐在其东莞市凤岗镇浸蛟塘村家中，突然门外冲来十多名持枪人士，将目瞪口呆的这位《前哨》前员工阿平押走，并警告其家属不能张扬。
挟管理员骗开门全过程四违法
几乎同一时间，《前哨》财务员工（下称「员工」）亦正在东莞一住所内，与两位朋友相聚。忽有自称楼下住户女便衣和管理处人员敲门，称你的厕所漏水落楼下，能否打开门让我看看。员工不虞有诈，打开房门，讵料跟着冲进近十个大汉，其架势似极黑社会悍匪入室打劫。
来者尽皆便装多数讲北方话，有一似头目者声称：「我们是东莞公安局的」，但无一人出示工作证，整个过程无出示任何法律文件。两位朋友吓得浑身发抖，来者也要查看他们身份证，员工大声制止：「不关他们事！」
公安：外面国安搞国内我们搞
显然来者的目标只是员工，所以放过二人，但警告：「不准打电话！ 不准对人透露此事！」就这么将员工非法禁锢、非法剥夺人身自由。
员工：只是找我嘛，干嘛要用这贼手段骗开门。公安：怕你不开门。员工问：我犯了什么罪？ 公安：没有。员工：「你们广东国安厅的人每个月都到香港探《前哨》老总，你们想干什么？」那个小头目答道：「他们有他们在外面搞，我们有我们在国内搞....」听口气还好像这些公安根本不把广东国安厅放在眼里。东莞公安局的够胆吗？员工：那找我什么事？公安：谈话！ 员工：那就在这里谈。公安：不行。
一
人便大声喝叱：「叫你走你就走！」然后就将其非法挟持到派出所。公安将员工押进了当地派出所，非法禁锢长达四个小时，其间对他进行了非法审讯，强逼他透露
「《前哨》的秘密」，诸如消息来源、作者身份、稿费如何付，等等。员工告之，所有行业机密全由刘总一人掌握，他只管财务，其余一概不知。
于
是非法审讯者就逼他说出经营状况。《前哨》向特区政府注册经营，相关营业数据都是在税务局可以查到的，于是就凭自己的记忆所及，如实「交待」。公安所作审
讯笔录多达十余页，并要求员工签字、打指模（以确认所说无误）。员工为防他们篡改歪曲，很合理地要求影印一份留底，但立即遭审讯者严词拒绝。
国安矢口否认：不关我们事
事隔多日了，刘总一提起仍满腔怒火，他一再强调这宗无法无天个案的四个非法- 非法胁持、非法剥夺人身自由、非法禁锢、非法审讯。
第二部分：祸因。
非法禁锢的员工四个小时后「获释」，惊魂未定当日返回香港。刘总闻讯怒火冲天，立即致电经常来沟通的广东国安诘问- 诚如员工言，广东国安确有
经常来港探他- 但关键时刻国安电话失灵。两个月后再现身的国安干员回应是「百分百唔关我们事」，装聋作哑不知发生了何事。
刘
总并不全信，他分析，首先，国安、公安因不少「业务」重叠，多年来互相「争功」，冤家关系众所周知，但毕竟同归一个中央统领，时有合作是难免的。所以，虽
然胁持员工者自称公安，其举止及办事风格也应属公安，但互相配合是常有的事，不能排除当时有国安在场的可能，而且，国安亦时常冒充公安办案。
主因：书店案收网行动波及
其次，虽然相信事件主导者应为公安，似乎是「收网铜锣湾书店」行动的一部分，意在警告刘总要听话。
因为国安对刘总积了一肚子气，气了半年。事缘二O一五年三月号《前哨》有一篇作者来稿，大题《习近平极左无政改意愿》，副题《与冯亦言先生商榷》，批判的是冯先生上一期头条文章《隐形国安要员披露习总政改路向》。
该文认为冯文判断错误，因为习只想独裁，无意政改，洋洋万余字（后分两期刊出），披露出许多关于国安部的「真材实料」。其后又陆续投来几篇稿，涉及国安部换马内幕。
未允国安撤稿而结怨亦相关
国安知道还有续篇时，即要求看续稿和撤稿，但又提不出像样的理由，只是坚持请刘总勿登，实在要登必须删掉所有敏感内容，刘总则坚持要登，只肯删去敏感字词。
几位国安回去后，相信向上级作了汇报，态度变得更加坚决，执意要撤稿。刘总提供一段对话如下（「我」即刘总，「他」为国安某官）。
他：刘总，上头很坚决，要求不要登。
我：里面有国家机密吗？
他：没有。
我：有造谣或与事实不符内容吗？
他；暂时没发现。
我：那为何不能登？
他：老板特别强调你不能登。
我：我不登作者也会投别的报刊登，或者弄到网上去啊！
他：这我不管，你就是不能登，不然会很严重。
最后决定照登不误
刘总对笔者愤言：「你是我爹？我爹要我别干什么事也得讲原因，你这不是无理取闹？《人民日报》登什么不登什么要由党中央决定，你又不是党中央。习近平抓你们昔日的大阿头周永康，要不要你这个处长同意呢？难道非要我们公开表示与国安合作、维护国安部门利益吗？」
他解释，无缘无故不登作者的稿，作者会向外指摘我们向中共屈服，妨碍新闻自由，影响我们的声誉，而且有实质内容的好稿不登，会影响杂志销量，威胁杂志的生存，这不是存心要搞垮我们《前哨》吗？
刘总最后的决定是，照登不误。于是，「梁子」牢牢地结下了，可想而知这位国安官员因为「办事不力」，被「老板」骂到臭头，甚而仕途受阻。
同一内容出书更惹轩然大波
但
是，更严重的问题来了，早前刘总一位出版社朋友有意请该作者就该内容结集出书，要刘总代为联络作者。联络后双方有了出书的口头约定，但过程中不慎为国安所
知。国安朋友登门问罪：「这件事很严重，无论如何你不能参与出版，发行也不行。」刘总称：「我又不是靠出书赚钱，不发行该书没问题。」
但国安得寸进尺，要求刘总制止该书出版。刘总说只能劝止，但要对出版社及作者作出补偿。而国安强调太多了有困难。
不出书令作者很不高兴
刘
总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人格代价。该作者曾转辗来函称：所谓一国两制徒有虚名，实质扼杀新闻出版自由。他说，这是全球化、地球村的信息时代，香港出版不了，美
国可以出，至少两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他还称，不就是一本书吗？我已经尽力克制了，其实还有更多料爆。看来拙作有价值，戳到某些人痛处。
他说正与其他出版社洽谈。
他还说，这不是作者不守规矩，你们的信用在哪里？非常不愉快，想不到你们会屈服于中共的压力....
虽然作者说的一点不错，你不出有人出，美国至少都有两家出版社愿意出....那就不是每月「探客」广东国安可以控制的了。
作者也够朋友
刘总和作者从没见过面。但作者也算是经过风雨见过大世面、知多识广的人，他也估计是有关部门阻挠出书，结果被他猜中了。刘总向他表示歉意。该作者也都够朋友，知道香港出书有难处，因而后来也勉为其难接受不出书了，以免出版社难做。
但是有人仍然记着那道「梁子」，于是才配合那出「员工惊魂记」。主要的祸因，应是受公安「书店预案」扫及，但较重策略的国安反常地未予劝阻，甚或有参与其间之嫌，自也实在难辞其咎。
准备刊出公开信揭发
第三部分：关于刘总的《致孟建柱公开信》。
「四非法」事件后，刘总满腔愤懑难释，决意作出强势回击，于是十月底写了封致孟建柱的公开信。因当时十一月号《前哨》刚已出版，准备十二月号刊出。
信的标题是：《东莞公安黑警化-致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公开信》。刘总坦承，绑架事件与东莞公安无关，用其起题只不过「借沟出水」之意。所以文章草草带过莞城警风旧案后，便以触目黑体字直奔主题：
「想不到的是，最近东莞黑警竟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亦用非法绑架的方式搞到本人头上，不出示任何法律手续，以莫须有罪名（找谈话）非法挟持禁锢，恐吓要胁，非法审讯，威迫就范，非法套取黑材料。」
本拟十二月刊出被「和事佬」劝阻
然
后刘总忆及数十年来与惠州市公安局前局长洪永林、公安部一局前局长谭松裘等公安前辈的渊源，以及一众老公安朋友，呼吁孟书记正视「黑警有权任性，祸害一方
百姓」现象，重整警风，否则「习近平的依法治国将是一句空话」。最后在公开信中提出严正要求：绑人黑警公开道歉，归还非法套取的黑材料。
通读全文，除怒火猛燃于字里行间外，套一句香江潮语，更「勇武」逼人。落款是「一个四十年前在东莞公安局原副局长梁集恒领导下工作过的人」，以及一条括号内霸气十足的附注：「孟书记，只要过问，您懂得我是谁。」
但其中有一句的措词令人不解：「我虽与共产党有缘（差点与同时堕落为共产党员- 有党性没人性），但我只爱国家民族，不爱共产党，所以，凡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我都勉力去做。」
笔者问刘总：「你既然支持习的改革新政，为什么在这封信上以「堕落为党员」来羞辱他呢？」刘总回答：「这不对，我并非针对习，而是泛指中共党员。
习有没有人性我没去探讨，习仲勋、齐心夫妇就很有人性，这我知道。整个中共无官不贪，你说是不是堕落，文革时入党，在政治上追求升官，改革后入党，是为了发财，不是堕落是什么？」
但话锋略转：「许多中共党员到了晚年就有了人性，当年在台上时也不见得有，杜导正、刘宾雁都不例外，杜老做新闻出版署长时，是我最讨厌的共产党员之一。
向孟提出「道歉、还档」
两
要求刘总如此行文有「摆老资格」的用意：「我四十年前就跟随老公安参与缉查贪官的专案组，三十年前惠州市公安局就想与我合作，不是我自负，要是当年我肯堕
落跟共产党，如今强力部门的人都是小弟、孙子，弄个毛头小伙子就想来领导我，指挥《前哨》，『处长治国』伸延到香港，有门吗？而不堕落，中共再大的官也无
权指挥我干坏事。」
几位好朋友_?@?《公
开信》，第一时间赶来劝阻刊出，有人并承诺充当「和事佬」，游说相关强力部门接受刘总绝对谈不上苛刻的两个条件：一、道歉，公开不便私下，甚至借电话线传
递也可。二、归还「审讯」笔录，若有违相关制度，在中间人见证下付之一炬亦得。凡事听人劝，刘总接受了一直支持习中央改革的朋友的建议，压下《公开信》暂
不发表，等候对方善意回应。
与北京上层的沟通
在此情况下与北京上层进行了沟通，很快得到的回应有两条：
一、据查证，从未指名《前哨》或刘总为打击目标。
二、已打招呼，不会再发生对刘总及其员工或家属子女的骚扰。
但对于「道歉」、「还档」两要求则不了了之。刘总的解读是，可见上层其时确有整肃香港书刊市埸乱象的部署，「书商失踪」为其专案行动的一部分，但相信上层不会具体下令越境执法。而非法扣员工吓刘总虽为悍警自把自为，但不违背上层整体行动精神。
判断「书店案」没有收手迹象
当其时，刘总同时判断，强力部门的「书店案」没有收手迹象，预感其必将加码，继续蛮干，最后搞成不可收拾的一锅粥，而习近平必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于是二O一五年十二月号（十一月下旬出版）虽未刊「公开信」，却以头条文章放出重话，以另一种方式与北京高层沟通规劝，寄望能令习中央有所警觉，收缰勒马。
以令计划现象警示习
十二月号的封面主题是：《令计划现象令习近平寝食难安》，文前标题则为：《习总陷史上最恶劣政治生态》。文中引用孟建柱内部讲话：「我党建国后的六十多年历史，政治生态从未像现在这样复杂、这样恶劣、这样难以捉摸。」
再以早在令计划仕途初畅的二OO四年，《前哨》就已在境内外率先揭发出令收贿一千万元庇护贪官劣迹，向习近平发出善意警示：切勿重蹈胡锦涛覆辙，密切提防、迅即清除身边的大小令计划，否则必将被他们害死。
封面右下角突出两条小题：「打压香港新闻出版误入歧途」、「公安部老局长晚年良心发现」，文内强调香港新闻出版自由对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性，祈望北京对铜锣湾书店的打压（当时已有四人「被失踪」）到此为止。
可
惜良药苦口，强力部门继续蛮干，终于酿成十二月三十日「李波事件」，震惊全世界。刘总非常心痛，习李王深化改革聚拢的人气、形象，在港澳回归近二十年聚拢
的「一国两制」的脆弱信心，在港澳台及西方世界一下子化为乌有。北京纵使花上千百亿元搞外宣，亦挽不回之前的正面形象。《前哨》亦被迫强势反击，对中共形
象雪上加霜，何苦来？
历年与公安国安的沟通关系
刘
总坦言，该篇文章意在阻遏「书店事件」继续扩大、恶化，最后不可收拾而害苦习近平。可惜或许万事缠身的习总无暇顾及，而身边智囊又未予重视，所以，虽然据
说十二月号在京城引起很大震动，但震动性的话题是「谁是新版令计划？」，相比之下南粤一隅发生的自属「小事」，于是月刊出版三十天后，十二月三十日，李波
「免回乡证自愿抵深」。习近平食定「践踏一国两制」死猫。
第五部分：《前哨》历年与公安、国安的沟通关系。
刘总与公安、国安沟通对话逾三十年。一九九一年《前哨》创刊后，在这一基础上保持了与两部门人士的沟通关系。
两个部门同属胡锡进定位的「强力部门」，他们的共同点是，行为手法都似黑社会，且都与黑社会勾结。而与刘总沟通的方式截然不同─ 国安是经常式来港登门「探视」；相比之下叫公安「无胆匪类」并无不妥，因为其与刘总的沟通方式，多数是通过中间人，而且时时超越「工作范围」甚至利诱刘总同流合污。
国安方式霸道但作风尚算清廉
在
行事风格上二者区别也泾渭分明，国安较少在工作中夹有私人诉求，应属正派。但缺点常常在「工作范围」内提出「非分要求」。而刘总愿与其沟通，是因为其纠缠
不休，又不想反脸两败俱伤，只好接受。更是力图守稳自身出版权益的同时，在某类伤害已铸定难消时，帮本港同业避凶趋吉，将人身安全或经济损失降至最低。
沟通对话，据理力争
刘总坚守的信条是：对话、沟通甚至合作都无可厚非，并非因为我喜欢你，只是因为你的强势存在，我在明，你在暗，为免误判，规避风险，避免矛盾激化、两败俱伤，所以沟通的大前提是坚守道德原则，决不出卖良知。
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国安碰撞不断：你说这本书不能出，只是奉上头命令行事；我说能出是逐条摆出理据；你想了解某出版社商业资料、你要知道某作者笔名后的真名，对不起，这是职业操守，我决不会说正因为如此，虽然每月一探诚意十足，但刘总与国安的关系永远谈不上融洽。
公安多假公济私行为肮脏
相
比之下，刘总更不愿与公安打交道。因为国安充其量希望你「听话」，而公安除了要你听话外，更要求你与他同流合污。相比于国安人员公事公办，公安则大异其
趣，常常对刘总提出与工作无关的私人拜托，而且几乎都是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臭不可闻。刘总当然拒绝「合作」，所以违法留难员工之举一定得到不少公安的支
持。
在与北京上层沟通获两点回应就不了了之之后，中间人或许受到压力或上层认为如此沟通不妥而隐形，而广东国安朋友隐形两个多月后就适时出现，置换了刘总与强力部门协调的中间人角色。
中间人转换成国安人员
国安朋友仍是如当年去东莞查案的和稀泥角色（见《致孟建柱公开信》），极力为强力部门辩护，不断向刘总暗示及转达强力部门对刘总的不满态度及掌握刘总不少「情况」，事情可大可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刘总明白，此事最好到此为止，不再追究。
然而，「东莞公安」却不是到此为止，仍然小动作不断，甚至进入二O一六年二月，竟然再次电话骚扰该名《前哨》员工。余话后叙。
来源：《前哨》/ 钱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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