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是政治高压下的娱乐商业

网红是大陆社交媒体上兴起的最新一个名词，它是网络红人的简称，指的是那些在网络模式下具有粉丝变现能力的人。这个词的生成脉络，延续的是大V、公知那样的路子，但随着网路环境──准确地说是去政治化──的变迁而改变其属性，成为一种网络景观。

网红可以看做是社交媒体因应去政治化的产物，或者反过来说，网红是在政治高压下流行起来的一种娱乐商业。

大V和公知的出现，伴随着微博等社交类媒体的媒体属性，尤其是公共言说的旨趣，俨然成为一种网络化的意见领袖。在这个阶段，社交媒体体现了强烈的政治趣味，裹挟着令社交媒体输出政治影响力，从而令当局深为不安，打大V、打公知成为策略与手段。

对大V和公知的遏制，一个直接的后果是排除了社交媒体的政治欲求，划定了一条红线，挤压社会民间对社交媒体的利用。随着行政微博、微信等强行推进，社交媒体的气质从民间的变成了建制的，公共言说蜕化为某种手段，社交媒体进入新的阶段。

这个新阶段伴随着诸多特征，比如微博的公共性下降，传统党媒的新媒体化，以及朋友圈配置新闻与意见等。在这个状况下，曾有一种预测是随着大V公知的消失，社交媒体活力下降，商业价值低迷。但是在现实过程中，这个预测只是部分实现，网红取而代之，演绎出新局面。

许多人在论述网红的时候，将某些苟延残喘的大V公知也视作网红，在这里面需要一些辨析。从大V公知赖以成名的政治属性上讲，网红时代的他们已经名不副实了，他们开始抛弃政治化的路线，用浅阅读与远离政治的方式，钻进了网红的壳里。

实际上主流网红的特点是全然商业化的，毫不掩饰其商业包装与对金钱的追求。究其实质，网红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一种盈利模式而已，无论是淘宝女郎，还是别的什么，都是在商言商的。它迎合了娱乐至死的宗旨，并将「娱乐」拉长为一个程式，改造成盈利工具。

在一个政治属性强烈的社交媒体，迈向娱乐至死的网络时代，这个中间过程可以发生好多事情。这种现像在香港和台湾都出现过，其中间过程在前者表现为旧媒体的陨落，在后者那里，则体现为对信息处理的泛娱乐化，而在大陆这边，其典型就是网红现象。

因此，网红可以看做是社交媒体因应去政治化的产物，或者反过来说，网红是在政治高压下流行起来的一种娱乐商业。它至少满足了以下几点：一是获得去政治化的低风险，二是快速的变现，三是迎合对新经济的鼓吹。这是媒体旧格局崩溃之后的转型现象。

网红之所以一夜风行，乃是承接了时下大陆的空白所在。在高压政治下，它可以占据注意力经济，从而令逐利的商业资本有所附丽、有所驱赶；而且，看上去它竟然还能提供内容，在品质读物萎靡不振的情况下维持一个内容供给的生态，整个给人「将死未死」之印象。

如果以政治谱系来观察及划分，网红是大陆社交媒体彻底滑向娱乐至死的前奏。最后的时刻还没有到来，网红还装饰了许多华丽的东西，但凡有价值的都为其所用，也就是说，网络还有那么一点点脸面存留。等到娱乐至死的终局到来，那是完全不要脸的。

总之，网红及其经济属性，一步步走向娱乐化。而且在网红的阐释中，这个娱乐化被赋予了许多价值，比如宣扬是大众挺过黑暗时代必需的代价，是在畸形社会用钱购买到的尊严等价品。网红被严肃地谈论著，装逼一样存在，活生生将荒谬感包装成上等的生活方式。

来源：东网 / 傅桓 文化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