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李波

十年前我从美来港，住在罗孚前辈位于北角的家中。出版社朋友在花园酒店请饮茶，在那个阳光和煦的下午，我认识了李波夫妇。

在我印象中，儒雅的李波更像文化人而不似商人，他太太舒非文艺味更重，她是大陆著名诗人舒婷的近亲，而且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两口子都没有政治倾向，鉴于我一九八九年后的独特经历，座中朋友自然言及一些话题，但李波夫妇都没有插话，也不觉得他们对此有兴趣。

那 次访港，罗孚前辈还介绍我认识了李怡。没有想到，他邀我为香港报纸写专栏，一写若干年。也没想到，为我这个专栏结集出书的是李波，我的杂文集《中华民族到 了最缺德的时候》，就是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印刷出版。李波办事我放心，他无政治立场却恪守为商之道。我在海外出的几本书销路都有限，惟是这本卖得很不错， 我也如数在李波处领到了版税，数目对我来说已不低。我当即捐了一半给香港某个纪念馆，毕竟廿多年前，香港市民曾经无私地帮助过处于危难之际的我

去岁末圣诞节前夕我再度访港，感触良多。十年光阴彷佛在窸窣有 声地翻页。挚友罗海星辞世；罗孚前辈仙逝；十年前李怡告诉他要满七十了，十年后他告诉我要满八十了。香港变得更快，我看到某团体在铜锣湾地铁站出口设摊 位，呼吁给一些名字熟悉的系狱者写圣诞卡，匆匆路人鲜有驻足。关心那些人和事的时代已过去了，念及罗孚前辈和罗海星的国家情怀，委实令我唏嘘。

崇尚个人的社会和关心国家的情怀，或许会有短暂的契合并迸射出火星，但终难持久。那些远方的反抗者所追求的东西，香港大部分都有。而香港人已无暇去关注和同情他们了，因为香港曾经有的东西也在这十年里飞快地风化剥蚀，李波的遭遇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一个持英国护照的香港土生居民在柴湾神秘蒸发，然后先后用普通话和简体字向妻子舒非电话和传真报信，称“以自己的方式”回内地“协助调查”云云。这种故事在某地某制司空见惯，在法治社会却是晴天霹雳！香港怎么了？

这令人联想到五位新锐导演的电影《十年》。十年时光足够发生许多事，但比起东方古老帝国神龟一样的寿命，十年实在太短了。《十年》五个短片中的<自焚者>有一幕，在家接受电视采访的某时事评论员正侃侃而谈，突遭不明身份者闯入，影片没有展示他们的面目，甚至没有声音，只能在评论员惊慌失措的表情推想发生了甚么事。

闯入者到底是何方神圣？将来李波或者会告诉港人，更大可能是李波“以自己的方式”去掩埋一切痕迹。这个方式决非他自己想得出来的，而是来自“国家意志”，在那个疆域从来没有甚么东西属于自己。所以我选择了自己的人生，简朴清淡，如同一掬山泉，但那一点一点都是我自己的。

来源：香港明报周刊 / 孔捷生

孔捷生，1952年广州出生。早年是广东的一名作家，现时则在香港发表文章。1976年因为被指参与天安门事件而被公安通缉。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大多是讲述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生活，也是当时中国伤痕文学的新锐。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1989年6月移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