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院停业，好戏上街
改变当代大陆人命运的文革过去五十周年了。
一
九六六年的夏天，我是上海一所小学的三年级学生。学期末，老师和学生照例各自准备考试。一天，全校开广播大会，校长传达上级指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今
年的考试也取消了。”小学生不懂校长讲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事实上校长本人也完全不懂，但一听不考试了我们就高兴，就蹦蹦跳跳地涌出校门。当时，
我们谁也不会料到，这一天我们不是与学校暂别，而是与“上学”永诀，是我们断学的界碑，可以终身凭吊。
开
始过暑假了，我最感兴趣的事就是看电影，暑期有特价八分钱的学生专场，电影院里有冷气，是消暑的好去处。日头当照的一个下午，我按事先挑好的片子赶到电影
院，讵料却吃了一个闭门羹，只见门口石阶上竖着告示：“内部装修，暂停营业。”我扫兴地回家，一路上经过另几家电影院，看见家家门口挂着同样的告示，原来
全市影剧院都歇业了。
怪事？为啥停业？今年暑假看不成电影了？
影剧院闭幕，好戏都在大街开演了。
不
日，马路上突然喧闹起来，大、中学生模样的人成群结队地往来，他们人人手臂上套着一只红袖章，上面印着黄色的“红卫兵”三个字。他们拿着白纸、排笔、墨汁
罐、浆糊桶，在空白的墙上糊纸写字，到处是标语口号：“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破除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旧道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
命路线胜利万岁！”
在
繁华的淮海路商业街，仿佛孙悟空领着群猴来闹场：石柱路牌上“淮海路”三个字换成了“反修路”；各家商店的玻璃橱窗上贴满“兴无灭资，破旧立新”等口号；
有人站在八脚梯子上拆凸字店招；有人用榔头乱锤大理石上的店名；有人干脆临时写一张新店名贴上去。全部商店都旧貌换“新颜”，到处是“永红”、“红卫”、
“大众”、“工农”、“卫东”、“红旗”等雷同的新名字，没走多远，就分不清张家李家了。
“更新”了店铺商场的门面，开始“更新”人。烫头发，着小裤脚管裤子，穿头尖皮鞋，属于香港阿飞式，不管男女老少，若被红卫兵们逮住，不是剪断头发剪破裤管就是没收皮鞋，弄得他们或散乱着头发；或打着赤脚走在滚烫的马路上狼狈回家。
冲击寺院 抄家批斗
又
一日，一队红卫兵冲击隔壁天主教堂。这里十年前被政府关闭，此后只有一、两个神职人员看守。红卫兵从礼拜堂开始扫荡。他们把挂在两壁讲述耶稣受难故事的几
帧油画拆到地上；把讲坛正中墙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雕像砸碎；另有几个红卫兵去后面的办公楼查抄，不停地抱出一捆捆图书扔在空地，各种中外文硬封面书籍很
快堆成一座小山。
夕阳西斜时，红卫兵拖出两个神职人员，把他们押到教堂入口的台阶上，给他们的脖子挂上木牌，上面写着“帝国主义走狗”，开起现场批判会，一直开到黄昏才收场。
晚上，红卫兵点火焚烧那堆书山，一直烧到夜深
大
火很快延烧到居民家里。里委会成立了“无产阶级专政队”，他们配合红卫兵抄家批斗。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加资本家首当其冲。整个夏天，邻居中的此类“坏分
子”先后遭殃，他们的金银首饰和贵重器物家具被没收；他们收藏的画作和书籍被撕毁；一个原国民党团长家被搜出军服和弹壳，成了他准备“反攻倒算”的罪证，
并据此断定他一定隐藏了枪支，追逼他坦白窝藏何处？交代不出就是“负隅顽抗”，就拉出来批斗。
每
天晚上有这样的现场批斗会，在被批斗者的家门口放一张桌子或椅子，让他们或她们站在上面。他们的头低到九十度，颈上挂块牌子，写着各自的身份“反动资本
家”、“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右派”等等。他们交代不出无中生有的罪行，就遭红卫兵拳打脚踢，还被押成“喷气式（双手反剪头几乎碰到地上）”，
批斗完再加码游街，让他们一手拿铁锅盖之类的东西当铛锣，一手拿木棍边敲边说，“我是反革命XXX，”“我是地主XXX”。有一户邻居是穆斯林，过去每周五主麻日不出门，红卫兵就在星期五把她押出来游街示众
 |
| 上海市的红卫兵在拆除永安公司的招牌，另立新店名 |
疑心暗鬼 人人自危
红
色恐怖席卷全国一片肃杀，斗完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等死老虎，开始深挖潜藏的阶级敌人。一个老老实实的退休工人，突然被红卫兵揪出来，说他是土改时从农村逃亡
来的地主；一个病病歪歪的独身女人被抓出来，说她四九年前是国民党军官的小老婆：曾经去美国留过学的大学教师是“美国间谍”；去苏联留过学的工厂工程师是
“苏联间谍”
隐藏的“坏人”不断被揪出，弄得人人自危如惊弓之鸟，邻居们疑心生暗鬼，生怕对方是深藏不露的“老狐狸”， 彼此不再信任。
比
剧场里还精彩的真人戏日日上演，我看得津津有味，哪家被批斗就去哪家围观。看热闹间，我的是非观被激发出来，仇恨意识也在心里滋生，“要不是搞文革，这些
坏人不知隐藏到何时？他们一旦得势，不知多少好人要遭殃。”所以，有人不甘凌辱投缳自尽；又有人受不了折磨跳楼，红卫兵说他们死有余辜，我便觉得他们罪有
应得。
孰
料，有一天听到父母窃窃私语，父亲说，“最近，我们这批老警察人心惶惶，正在等待上面作定论，如果归为国民党时代的‘伪警察’，就是‘国民党的残渣余
孽’；如果以解放后的警察身份为准，我们的成分算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中的‘干部’。”父亲早年在国民党政权下干，中共建政
后继续留用。
我一下子吓蒙了，万一父亲被判为国民党的“伪警察”，那么我家也会被抄，父亲也将遭批斗，那我还有什么脸面出门？我去看批斗时不再兴致勃勃，甚至把被批斗的人幻想成自己的父亲。
那
段日子，父亲提心吊胆，我跟着惴惴不安，每天注意父亲下班回家时的神色。幸好有惊无险，公安局最后决定，留用的普通警察不算旧账，我心上的一块石头也落了
地。尽管如此，此后我每次在学校填写家庭情况表，在成分栏写下“革命干部”总不免脸红，似乎自己在作弊造假，父亲这样一个普通警察算啥干部？
 |
| 1967年2月1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为主任、姚文元、王洪文等为副主任 |
人性丧失，童心尚存
在人人争取革命资格的年代，“干部”成分不仅是一块不被人革命的盔甲，还是一支可以革别人的命的长矛。
一
年后，小学也开始搞文革了。造反派老师组织学生成立红小兵，我兴奋地成为其中一员。校长和许多老师已经成了“牛鬼蛇神”，造反派老师就组织我们批斗他们。
我参加审讯的“坏人”是语文女老师，她被揭发出来是“地主婆”。我们先是生疑，电影里的地主婆衣服胡里花俏，而语文老师一向打扮朴素，总是剪一头齐耳的短
发，穿一身蓝色的罩衫或两用衫，更像普通的家庭妇女。但想到文革中揪出那么多隐藏的坏人，我们认为语文老师过去赢得学生尊敬，说明她太狡猾，伪装得太好，
蒙骗了我们，便凶狠地质问她为何隐瞒成分？
女
老师委屈卑怯地解释：她公公是有十几亩地的地主，四八年她公公怕自己患病不治，把地契主换成她丈夫的名字，她丈夫一九四五年到上海读高中后没回过乡，也没
当过一天地主，更没剥削过一个人，怎么算地主呢？她五五年和丈夫结婚，那时公公的土地早就分给了贫雇农，她怎么能算地主婆？
我们这些小孩子哪里懂这些事，她不承认就是诡辩不老实，负责解押的红小兵揪住她的头发狠命往下摁“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无情的精神注入了我们的身心。
然而，我们终究是十一、二岁的孩子，无论经受怎样暴虐的斗争洗礼，都无法泯灭贪玩的童心，革命无形中成了我们玩耍的游戏。
学校组织红小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就七、八个人一组登上公共汽车上宣传，傻乎乎地读乘客比我们还熟毛语录，唱广播里不停吼叫的毛语录歌。有如红卫兵大串联变成全国免费旅游，我们的宣传活动也变成了全市免费旅游，每天选择上海的一个景点，坐着车一路唱着歌去兜风。
晚上，只要新闻联播发表毛的最新指示，我们就连夜被召集到学校，然后排着队敲锣打鼓到区教育局“报喜”，闹到半夜甚至通宵才结束，毛每发一次最新指示，就是我们一个欢欣的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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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时期的上海民兵 |
复课废学 有类无教
六
九年，文革的大动荡期过去，我们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中进中学，“复课”的目的是“闹革命”。学校还是原来学校，教学内容已面目全非，不但政治课学毛着
和批判文章，语文课也要先学毛语录，数学和物理合并成“工业基础课”，化学和生物合并成“农业基础课”。按毛的教育革命的主张，废除了必要的考试，学生爱
来上课就来，不爱上课就不来，即使来了学校也只是我们玩耍的另一个场所。当然，有另一种评定成绩标准，就是是否积极投入革命──批斗坏分子老师，并积极争
取参加（已经规范了的）红卫兵。
我们就这样无忧无虑地快活“上学”，胡闹地过了几年“阳光灿烂的日子”。直到文革终结恢复高考，我辈才意识自己的无知，黄金似的年华废成了粪土，白玉似的岁月搅成了豆渣，到头来千般悔恨与谁诉，只落得“老大无堪还可憎”。
文革终结 故事未了
一九七八年后，“邓走资”为夺权清算文革，民众乘势反思批判文革，涌现了一批“伤痕文学”，可惜，囿于有限的言论自由，此类作品还远没有写深写透时，文革题材已经成了禁区。
法
国哲学家雷蒙¨阿隆曾说：“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历史如此，文学同样如此。为了不让自己亲历的文革和感受淹没于历史尘
埃，不让无辜的受难者白白牺牲，我矢志撰写自己的文革故事。那些日子，只要我摊开稿纸，熟悉的“左邻右舍”就一个个走进方格，他们在中共建政后的屈辱和苟
活；他们在文革闹剧、惨剧中的遭际和冤死，一幕一幕复现出来;我与被批斗过的语文老师在梦中相会，她请求我为发声倾诉。我用笔代他们吟唱悲歌，也借此忏悔并洗净从小被毒化的心灵。
费时几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福民公寓》先后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二OO七年，寄给上海同学的几本《福民公寓》被海关作为违禁品没收，这是大陆“官方”对此书的最佳“褒奖”，额外地为此书平添了些许份量。
不容许自由评说已经成为历史的大事件，足以表明这个大事件还未了结，文革过去五十年了，但文革的故事还在继续。
来源：《争鸣》/ 喻智官
《福民公寓》和上海舞女
在中国文革爆发四十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爱尔兰卢斯地区政府艺术办公室和一家出版社组织作品征文竞赛，把成人文学一等奖，颁给了一位旅居爱尔兰的中国作家，他的参赛作品正是描写文革的小说《福民公寓》。
作家喻智官原是上海的医生，为了实现「写一部关于文革的长篇小说」的心愿，他于1988年去日本攻读文学硕士。十年前，为了寻觅自由写作的环境，他从东亚的岛国辗转到西欧的岛国，在乔伊斯和叶芝的家乡爱尔兰，历时五年的呕心沥血，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此书于2003年在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日文和英文本也将陆续出版。
在
文革结束后三十多年的海内外文坛上，《福民公寓》是第一部以大上海为舞台，全景式再现各阶层市民在文革狂潮中生死沉浮的作品。作者真实记录了半殖民地时期
法国人建造的一所摩登公寓里各色人物的命运，立体地刻画了中国人在四九年「解放后」尤其是文革的生存景况，深刻地揭示了隐藏在故事背后的社会内涵，并试图
寻找导致文革的历史因由和渊源。
 |
| 旅居爱尔兰的知名华人作家喻智官先生 |
书写亲历过的生死悲哭
被
视为上个世纪最佳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倡导他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时，曾提出「人生与文学的对称性」的观点，具有鲜明现实主义特征的《福
民公寓》可以说是它的注解。《福民公寓》以文革开始时还是小学生的主人公吴国福的视角，通过公寓里众多居民日常生活的白描，精心谋篇布局推进故事情节，在
错综复杂的人物和他们之间的纠葛中，广角地透视了疯狂社会的真相：在没有人权的专制极权社会，每个人都是悲剧角色。
在福民公寓这个「资产阶级集中的老巢」里，作者生动细腻地塑造了近四十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写下他们迫害和被迫害的生死悲哭：其中既有逃亡的白俄、大资本家、图书馆员、医生、舞女和归国华侨等非无产阶级；又有工人、区委干部、军代表，里委党支书，以及红卫兵领袖等无产阶级。
舞女祝秋艺是他们中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这位旧上海百乐门的当红舞女，令人想起白先勇笔下一些著名的女性形象，如交际花尹雪艳、舞女金大班。不同的是，从上海跑到台北的金大班们，演出了别样香艳凄美的一幕，而留在大陆的舞女祝秋艺却没有那样的幸运。
在
解放军渡过长江上海解放在即的时刻，住在公寓里的流亡白俄或再次出逃第三国或自杀，其他居民也面临命运攸关的去留选择，可舞女祝秋艺却轻佻地谢绝了小开黄
──造船厂老板的儿子带她逃往香港的邀请，她要留在百乐门继续做「众星拱捧的月亮，翩翩起舞的彩蝶」。祝秋艺不相信共产党来了会不让人跳舞，不相信灯红酒
绿的大上海真的会流光飞灭。
而
后多年，祝秋艺只能打着哭腔，念叨小开黄分手时的话：「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上海解放了，舞厅封门了，祝秋艺成了新时代的社会渣滓。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
处境，她草草嫁给一个叫来龙的工人作政治靠山。文革来了，她生怕自己被划进「黑八类」遭抄家批斗游街，就怂恿不关心政治的丈夫去参加工人造反队，由此得到
一个造反队家属的护身符。不料，来龙加入的造反队因和王洪文的「工总司」唱对台戏，而惨遭镇压。丈夫在武斗中横死，费尽心机的祝秋艺又陷入新的惶恐之中。
为
了寻找新的靠山，祝秋艺利用姿色去引诱户籍警赵河竹，两人勾搭成奸。有了赵河竹作靠山后，祝秋艺过了一段舒心日子，尤其是在毛泽东生日，里委组织家庭妇女
跳忠字舞时，赵河竹让祝秋艺上台教大家跳舞，使她扬眉吐气。然而好景不长，她和户籍警的奸情被丈夫是军宣队的里委干部揭露。公检法（文革时公安、检察院、
法院合为一体）为了保全警察的形象，让赵河竹把责任全推到舞女祝秋艺身上。结果，赵河竹成了「上当受骗」者，而祝秋艺却成了腐蚀户籍警的坏分子，最终没逃
脱被批斗的命运。
王安忆《长恨歌》淡化背景
就这样，喻智官在《福民公寓》中，将复杂的历史境遇，作为人性动作的舞台，写出个人空间被社会挤压之后的摧折与毁灭。作为旧上海文化一部分的舞女名媛，在翻天覆地的革命时代到来时，其个体的命运和心理必将随之发生变化。
然
而，同样是描写旧上海留下来的舞女名媛，王安忆的那部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长恨歌》却与之不同。在《长恨歌》中，王安忆以大量的笔墨，描写四十
年代至八十年代名媛王琦瑶的日常生活，精细地刻画了一个风姿绰约的「上海小姐」形象，被视为一个城市古典摩登时代的见证。
在王安忆优雅的描述中，上海弄堂的闺阁，「沪上淑媛」的服饰，金屋藏娇的公寓，麻将桌上的男女游戏，上海式的物质生活，上海式的时尚趣味，风花雪月和小资情调充斥全书。一个大时代的沉重与癫狂，就在这琐碎、轻逸与麻木的叙述之中，隐没了它的真实面目。
尽
管王安忆说故事的才能炉火纯青，但是读者从这部小说中，看不到中国六十年代那场浩劫的惨烈，看不到时代对人物命运的震撼。社会背景被淡化了，虚构出来的主
人公不食时代烟火，与她所处的历史严重脱节。写作的深度真实因此被抛弃。《长恨歌》的故事背景即使放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也是可以的，唯独放在解放后的上海
是令人无法想像的，是本质虚假的。
《上海文学》老编辑评两部小说
对喻智官和王安忆这两部小说，原《上海文学》的老编辑陈家骅先生都有过精彩的评论。陈先生与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同在一个编辑组工作，当年看着脱离襁褓的王安忆长大，并对她的创作有过很大的期待。但在读了众人叫好的《长恨歌》后，陈先生大失所望。
陈
先生在文章中说：「虽然《长恨歌》比较成熟，艺术性也强，十分精细，也较耐看。但我还是要说，我不喜欢。」陈先生之所以对王安忆小说不满，是因为当年在
《上海文学》编辑部里，有二十多人被戴帽，下放，挨斗，坐牢，就连王安忆的父亲王啸平，其「遭遇之惨无法言表」。在如此恐怖的环境长大的王安忆，彷佛失去
了记忆，居然可以把文革「淡化到了无法淡化的朦胧水墨画」的程度。
相
反，对喻智官的小说《福民公寓》，陈先生一个劲地赞不绝口。他的评论题目即是「我喜爱长篇小说《福民公寓》」。他说：「幸亏有《福民公寓》作者这样坚持正
义的正直之士，我们才能读到这部深刻而真切地描写文革的作品。」「正因为《福民公寓》是记录血污社会的写实之作，它只能在保留资本主义的香港出版，由此也
鉴定了这部作品的价值。」
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文学都是当代人文思想最重要的表达者。《福民公寓》的成功不在于技巧上的花拳绣腿，而在于作家的责任感和对历史的追问能力，以及他对人间的整体关怀。
来源：《开放》/ 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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