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派的改革是延缓中共专制统治

《炎黄春秋》派是以这个杂志为代表的一群人，总是向党乞求改革，完全重复80年代那一套。

问：您刚才说八九之后您对自上而下的改革都还有一定的寄望，为什么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地绝望呢？ 

答： 那时候思想上还不太解放，总觉得提出这些改革的要求能够被接受。而且对于党内派别渲染太多，江派如何了，胡派如何了，事实上这些东西完全是模糊的，使人的 思想变得不是很清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得到很多教训以后，就说明不管换了什么人，他是不会改变的。比如我当时在洛杉矶常青书局一个会上讲过，胡锦涛是胡 耀邦的真正接班人，当时在座的有著名记者陆铿，他加以鼓掌，说你讲得太对了。但是后来我完全失望了，所以不能够对这些领导人再抱任何希望，毕竟保卫党的利 益是被放在第一位的，不管内部有多大的矛盾，因为他们是在同一条沉船上。

问：不过您说的这一点，派系分析确实还挺流行。

答： 对，其实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上台也都是这样的，屁股决定脑袋。比如说王岐山，著名异议人士包遵信曾是世界与中国丛书的主编，王岐山当时是编委。这些丛书 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包遵信六四以后被判刑五年，释放后一直被严格管控直到他死。再比如李克强，他也翻译过《法律的正常程序》，如果由此寄望于他们搞改 革，我觉得也是不一定，他现在的立场、地位决定了如何行动，他原来做过什么不是很重要的。

问：现在还有一种主张不知道您怎么看，认为传统儒家道德是实行宪政很重要的道德资源。

答： 完全错误，百分之百的错误。对于儒家的问题，我想五四时期已经提出来了，就是说提出科学与民主，同时也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我父亲是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领 袖，我生在五四之后的六年，从家庭环境来讲一直是接受五四的影响，民主主义思想从小就奠定了。我始终认为，像鲁迅讲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孔夫子很多主张都 是为统治者设立的，而不是为了人民，更重要的是自从董仲舒提出，汉武帝接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就是一种专制的意识形态了。现在很多人提出来孔子关于 做人方面有很好的东西，这个我承认确实是，但并不提倡他的政治主张。后来毛提出来批判孔子，“劝君少骂秦始皇，孔学名高实秕糠”有这么一首诗，当时郭沫若 是借批判书来批蒋介石专制，批国民党一党专政，毛自比秦始皇，他要搞法家那一套。

中国著名法学家、宪政学者于浩成

所 以文革的时候，是批儒反孔平法，事实上是尊法。到江泽民开始又实行法治与仁政的意思，当时我就不同意。现在中共作为统治者又拿孔子的仁政来欺骗人民，这样 能够淡化一下专制。毛是公开赞扬而且实行法治，韩非子那些法治，严酷对人的统治，过去搞这些欺骗国民我们就不同意，现在又把孔子举出来，完全是历史的倒 退，一度把孔子的像搞到天安门，跟毛遥遥相对，非常可笑的局面。而且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宣扬中国的文明、软实力什么的，完全是荒谬的。所以过去打破 儒家的垄断专制，就是要恢复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结果现在又独尊儒术了，完全是倒退。这些人实际上开历史倒车，比如说新儒家，实际上根本不成气候。

问：能不能由此就说他们缺乏理论的创建和资源，所以才会倒回去从传统里找理论资源？

答：也可以有一点吧。

问：这几代领导人其实都没有提出一些很新的理论？

答：确实是这样的，比如说江泽民，他就提出来三个代表，同时他也提出来，搞法治和德治并行。表面上是搞儒家那一套，实际上在内部是控制，专制很严，一个是为了欺骗，一个是为了压迫。

问：说到宪政这个词，像李克强、李源潮以前当省委书记的时候，都写过宪政方面的文章，最近像最高院副院长江必新也开始用这个词了，有人分析说这会不会又是一个信号？宪政这个词在这几十年来一会儿遮遮掩掩，一会儿又能浮出水面，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答：大家对于宪政的理解不同，有很多人就是随便这么说，因为他并不知道宪政的真正内容是什么，甚至于包括领导人在内，过去孙中山提出来三个时期，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而且确实也是这样做，1946年 搞了个宪法，中共是拒绝参加的，如果当时同意实行这套宪法，就不会有内战的发生，那中国就是另外一套政治了。至于宪政这个口号，有很多人前一段提出来要回 到民国，我补充一下，我说回到民国宪法，那个宪法是张君劢起草的，完全是英美法，那就不同于后来学苏俄的中国现行宪法。

问：学者陈永苗还有另外一个观点，他说老一代人总以为他们的经历和反思对年轻人很有借鉴意义，他说完全想错了，你们骂你们的文革，我们骂我们的改革，别老拿你们的破烂事儿来烦我们，对当下没有任何指导意义。作为老一代人您是怎么看？

答：他当年也跟我讲了，我是完全赞成他这个观点的。老年人，包括现在的一些民主派，有人称为《炎黄春秋》派，是以这个杂志为代表的一群人，总是滔滔不绝、唠唠叨叨来要求改革，向党乞求改革，完全重复80年代那一套，明明不成了，人家根本不接受，我觉得要抛弃这样一些做法，甚至于我们的思想要更开阔一些。

纪 念朱厚泽去世时，我有一篇短的文章《寄望青年》，像陈永苗、张耀杰、余世存，我提出来他们完全摆脱过去的束缚，提出了很多先进前端的思想，我觉得是非常好 的。不要总是这些老年人唠唠叨叨，恐怕很多人是自我欣赏，觉得我们过去好像如何如何，实际上我觉得要向青年人学习，这还不是口头上的，我想我是真心的这样 想的，不过我也指出来了，陈永苗往往是片面地深刻，他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我跟他一直有一个争论，我提出来现在我们应该搞维权，同时也要搞启蒙，他就完全否 定要启蒙。我说还是应该启蒙，不是说我们启别人之蒙，我们自己也要启蒙，接受新的事物，要宣传民主自由思想，我们所谓的革命战略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法 治的、可信的国家，也就是我们的宪政梦吧。

问：你刚才谈到炎黄春秋派，他们现在被称为“两头真”，他们应该算是党内的民主派、改革派，但是没有你思想这么开放。

答： 党内民主派，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但是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就发现跟他们有分歧了。我想“两头真”这个提法，恐怕不太确切，别人会问，中间你怎么样了呢？有很 多人就不好回答了。我跟一个朋友谈话，他就说老于你就不是“两头真”，你是一贯的真，我确实很早就投身革命参加共产党，结果中年挨整，当然信仰是变了，但 是我觉得为真理而斗争这一点我是没有改变的，晚年也是这样的。有人就不同了，比如说《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他过去是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正是他当时说要整 顿中国的报刊，要重新登记，他当时就讲了，如果于浩成还担任法学杂志的主编和法律咨询杂志的社长，这两个刊物就不能登记，可是现在他摇身一变。

前一段时间，姚监复去美国，他说杜导正让我去美国以后向戈扬道歉，那时戈扬还没有去世。当年戈扬是《新观察》主编，《新观察》也要重新登记，也面临着停刊的危险。我就说了，我在北京，他怎么不向我道歉呢？08宪章出来以后，他和李锐还有一批老干部，没有胡绩伟，出了一个09上书，向胡锦涛讲我们代表全国的知识分子、全国人民拥护中央，当时杜导正有这么一个表态。当然后来李锐有很大的改变，他讲共党不亡，事无天理，也提出来释放刘晓波。

李 锐向我们大家讲，杨开慧藏在墙背后的文件出来了，杨开慧对毛的评价八个字：政治流氓，生活流氓。再比如关于陆定一的问题，我在美国就写过文章，因为陆定一 一贯主张多党制，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表态。《炎黄春秋》曾发表陆定一的儿子陆德的文章，但是只发表了一半，前面那些问题讲了没有下文了，我想下文一定会有 多党制的问题，陆定一私下怎么讲的，到现在都没有发表出来。所以我认为他们一方面要求改革，另外一个方面帮着当局隐瞒很多事情，欺骗人民。

李 慎之去世五周年，我们想是不是做一些活动，为了搞得声势更大一些，约请更多的人，是不是可以跟《炎黄春秋》合作？后来就跟他们一块合作开会。原来通知我下 午两点开会，后来又通知我下午六点开会，我说怎么在晚上才开会呢，可是我还是去了，去了没有人，结果我又联系，说是在旁边那个饭店。原来下午已经在那个饭 店开过会了，没有让我参加，六点是请你来参加会餐。我感到很大的疑惑，本来我的发言稿都带着的，不是我有别的想法，而是可以看一些朋友。所以这个事儿我就 感觉你拒绝我参加是什么意思？特别是像辛子陵说我们是救党派，我觉得跟我志不同道不合，我没有任何要救这个党的意思，这是我们的分歧。

我 回来以后也没有见过丁子霖，听说丁子霖也讲中国共产党无可救药，我也是这么一个看法。所以他们说救党派我始终是不同意的，我觉得他们太不彻底了，绝不是由 于共产党开除了我的党籍，我耿耿于怀。《炎黄春秋》现在还讲什么改革，事实上就是延缓中共的专制统治，要真正搞改革就是要彻底认识这一点。我自己的思想也 是有一个变化的，我一到美国，报上发表余英时的文章，他说这些老共之所以不肯承认他们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即使他们在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在感情 上是接受不了的。我看了以后大怒，非常不能接受。后来我找到写《晚年周恩来》的高文谦，他跟我也很好，他说余英时的老师是钱穆，钱穆是尊蒋的。余英时的岳 父陈雪屏是国民党中统的一个领导人，过去专门负责学生运动，余英时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批评这些共产党是很自然的。他这么一说，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又把我套住 了，我说是吗？

可 是后来我就思索这个问题。我回来以后，特别是在辛亥革命百年的时候，揭发出来过去很多我都不知道的历史，可以说明过去共产党没有一件事情是做得对的，从在 苏俄的支持下建党，到后来先是加入国民党又被清共，后来搞土地革命，特别是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不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吗？在任何共产党时期 我们都是异端，要受到压制，但是事实上我们才是代表真正的人民的力量、变革的力量、前进的力量。

来源： 《于浩成：风雨宪政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