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是中国的一个坎

如果说当年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是回归乡村生产生活常识的话，现在，广东乌坎村，则需要中共回归乡村政治常识，就是政治自治经济自主，还地权与政治权于民。这道政治坎不迈过，中国乡村摆脱不了动荡与悲剧。

　　小岗到乌坎，乡村政治没进步

　　这次乌坎事件刚开始之时，网络上流传一则视频，一名副镇长来到乌坎开会，当媒体记者对他摄像时，这位副镇长的态度非常蛮横，不允许记者拍摄，甚至要用手上的伞来挥打记者，幸好被旁边的记者阻拦。

　　这则视频让我们看到，乌坎村民不屈服，他们在长幅的白布上签名，要求释放他们选举出来的村长，要求有关当局归还村民被掠夺走的土地。

　　毛泽东时代，给人们留下历史印记的农村，一是毛号召农业学的大寨，位于山西贫困山区的大寨是由国家出资金扶持出来的样板，另一个则是红旗渠，如果没有国力扶持，我们仍然难以想像，村民们能够出资买得起那些昂贵的炸药还有开钻山石的工具。

　　中共主导的改革时代以来，已载入历史的是安徽小岗村，而历史还将铭记的，则是广东乌坎村。

　　毛时代的农村政策失败了，为什么？靠精神方式鼓励农民种田，既无市场自由，又无私产保护，农村必然走向困境，农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大寨不可能被推广，红旗渠也救活不了无数干旱的村庄。

　 　而小岗村民们将所谓集体的土地分包到户，既没有向国家要机械设备，也没有向国家求助种子肥料支持，他们就收获了衣食自给，不再逃荒要饭。国家给了他们什 么？国家什么也没给，国家只是归还了他们拥有的耕种自由，或者是没有「依法」抓捕他们，因为在当时，私分土地承包到户，会面临牢狱之灾。

　 　小岗村民们联合签名的合约，现在还保存在国家博物馆里（原始契约已遗弃，这则合约是后来补签的）。这则合约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一是村民们的恐惧与免于 恐惧的方式，农民们对改变农民土地生产方式，感到恐惧，因为国家明令禁止土地承包，农民们必须在一起劳作、一起收获，无论贫困还是饥饿致死，都要是一个共 同体，这是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如果改变土地耕作方式，就是改变了社会性质，这是反革命重罪；二是让我们看到，农民们通过合约，规避恐惧，分田地的带头人 可能被捕坐牢，所以村民们要通过合约，保证一旦事发，就要保护与供养他们家人。这份契约是非常了不起的，它使村民们成为一个共同体，使带头人免于因自己坐 牢而家人遭灾的恐惧。

　　好在有一个开明的省级领导人万里，还有当时的时势，小岗村村民免于被当时的政策拘狱，而国家，也因此迈过了一个坎。迈过了这个坎，中国农民让整个国家有了衣食自给，同时迈入小康之境。

　　近四十年过去了，中国历史又面临一个坎。

　 　当年的坎，被「无知」而胆大的小岗村民们冲过去了，而当年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自己到皖北村庄里看到，许多农村不仅没有基本的食物，一些人家甚至连衣服 都要互相借穿，而这样的饥荒惨状，却是中共的政策造成。中共只要回归常识，让农村生产生活恢复小农经济常态，农民即可实现自给自足。

　 　今年习近平到了安徽小岗村，承诺农民承包土地的政策不变，似乎是给农民吃了定心丸，其实，是农村政策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土地仍然在集体手上，开发商与村 支书或各级政府只要看中了农民土地，还是可以随意征收，也许小岗村土地暂无市场价值，但乌坎村的市场价值，正在被广东地方政府吞蚀。当林祖恋与村民们动议 夺回属于自己的地权与利益之时，悬在头顶上的利剑就立即落下。

　　乡村政治改革乃国家重要基石

　 　乌坎村民不愿意将自己的土地维权运动政治化，无论是被抓捕的村支书、村民主任林祖恋，还是示威游行中喊口号的村民，都刻意回避将乌坎视同当年安徽的小岗 村，甚至在示威时加上拥挤共产党的口号。这显然是维权的一种策略，因为一旦政治化，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乌坎事件来颠覆共产党政权之类 的帽子，就会盖到乌坎村民头上。

　 　现在我们看到的，当局对乌坎的打压，一是通过制造林祖恋的腐败受贿，来让村民维权流产，因为林祖恋作为村支书，已于六月十九日开始启动集体上访程序，要 向有关当局讨回村民原有的被侵占的土地；二是有关广东当局尽管暂时没有将乌坎维权行动政治化，但却对来自境外的媒体苹果日报与端传媒等予以警告，认为他们 参与了某些策划活动，有政治目的。

　 　当年汪洋主政广东之时，「和平」解决了乌坎村当时面临的问题，所以才有林祖恋成为村支书与村主任，汪洋当年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一是宏大叙事，说中共执政 为民，所以要帮助村民维护村民的根本利益；二是回避政治领域的「创新」，认为这是落实村民组织法与基层选举方面的法规，并无政治创新。

　 　为什么汪洋主政之时顺应民心与落实基层选举法规，使人们看到当局的某种善意与政治创新意味？因为几乎所有的基层选举都被各级政府「造空」。他们内部物色 自己的政治或经济代理人，然后通过虚假的选举，使这些代理人成为合法的基层组织负责人，看起来这是有利于党和政府管控基层民间社会，但实质上，是基层各级 组织为谋取私利、造空基层选举法规的暗箱操作。

　 　省级政府需要县级政府听话，县级政府需要乡镇政府听话，乡镇政府不能没有自己的下家，自己的下家就是村一级的村民委员会与村支书，如果村民真的实现了自 治，那么，乡镇一级的管治就落空，特别是经济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无论是城市扩张，还是企业征地，都是在向村集体的土地伸手，如果村级与乡镇一级的权力链断 裂，地方政府就找不到自己的利益空间，说穿了，村庄是基层中国政府的政治经济空间，现在中国的维稳「内战」，正在这个空间里展开，这场战争是土地保卫战， 也是一场持久的街头战争或巷战。这场战争看起来农民保护的是土地权益，但本质上是政治权益的失落。

　 　行文至此，看到一则自由亚洲电台的新闻报道：甘肃永靖县近日举行基层人大代表选举，至少有五名独立参选或被推选的维权人士被警方带走。获民众提名、但不 获官方正式提名的独立参选人瞿明学经证实已被警方刑拘罪名是「破坏选举」。至二十一日当地多名被捕人士均与外界失去联络。

　　中共高层既不想地方政府过度腐败，又想强化地方基层的管控能力，中共各级官员的心里，都有一个灰色的空间，这个空间，决定了他们的灰色收入空间，而表面上，或者有一定的实质性的意义，就是这个灰色空间，对中共稳定基层组织与民间社会，有消极的价值。

　 　人民不能变成公民，民间社会不能有独立的人大代表参选，不能有真正代表民意的村支书与村主任。这是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的一道坎，这道坎迈不过，中国基层腐 败不可能遏制，民间社会的动荡，也不会停息。中国乡村政治必须从小岗村的一点零版本，升级到乌坎村的二点零版本。中国乡村政治改革无望，则中国政治进步无 望。

来源：动向 / 吴祚来 大陆旅美独立学者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