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借新问责条例集权 怠政与腐败同罪

2016年7月1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下发《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该条例规定了七种问责方式，三种针对组织，四种针对个人──针对组织的三种是检查、通报和改组；针对个人的四种是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这七种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结合起来一起使用”。

习近平借问责条例集权。

中共曾经在2015年10月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那么为什么在不到一年之后，又颁布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呢？对于此问题，中国官方解释说，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廉洁自律准是正面要求，而纪律处分条例是负面惩罚，“这两项党内法规有独特的定位和独特的作用，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撇开中共官方说法，新问责条例的出台到底释放出何种政治信号呢？ 

习近平借问责条例集权

中 共在公布《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同时还下发了相关通知，字里行间都在强调习近平的领导核心地位。《通知》首先援引习近平之前曾经反复提到的“有权必有 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号召各级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突出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通 知》还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盛誉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意图，牢固树立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抓好《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指出，就内容来看，新问责条例与中共以往的问责惩处规定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唯一看点就是加强了最高领袖个人的独裁权力，“这个信号是非常清楚的”。

来源：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