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去！」这是七年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张彤禾（Leslie T Chang）
所撰写的《工厂女孩》一书中，主人公小敏与同乡的女孩们在命运抉择时发出的呐喊，「出去」意味着她们「离开家乡，到大城市去」。在「民工潮」掀起的头几
年，像她们一样的千万农民毅然决然地背井离乡，依仗着改变未来命运的决心，变卖自己仅有的劳动力，在城里努力地活下去。如今，代表着这个群体的，来自广东
的三名工人因接受境外资本，被判「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成。七年前，工人们在时代的号召下果断地出离家乡，但七年后，为何「他们」却面临「被投入监狱」的
悲剧结果？
判刑
九月二十六日，广东省番禺人民法院内，曾飞洋、汤欢兴、朱小梅三人的命运遭到扭转。自开庭五个小时候后，区人民法院裁定，曾飞洋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其余两也因同样的罪名都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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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六日，广东省番禺人民法院对曾飞洋、汤欢兴、朱小梅三人宣判裁决。 |
这三位人士都是中国工人维权运动的领袖人物。在过去的十几年，这三人在为工人争取更高工资和劳工权益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惊人的号召力，他们召唤工人们起来抗议，就像1949年之前，这个阶级在这片土地上发起的无数次工人运动一样，但区别是，如今的这些工人却不再也不敢有革命年代的政治诉求。
如今，他们三人这种强大的「号召力」让他们成为了政府管制工人抗议的「靶子」。去年12月，这三位活跃人士在政府管辖民间组织期间遭到了羁押，时长9个月，直至本周一开庭，他们重现于公众视野。根据《纽约时报》的消息，判刑最终的曾飞洋尤其擅长把劳工权利的运动和共产党的一些重大目标配合起来，比如「维护稳定」，「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曾飞洋是「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负责人。根据《金融时报》去年3月的一份报道显示，番禺打工族成立于1998年，2002年开始接受境外资金，资金来源包括亚洲基金会、德国基督教发展服务社、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中国劳工通讯等。所以，在此次的审判中，番禺人民法院控诉曾飞洋等三人接受境外资本属实。
中国国家安全部曾在2014年9月的时候就通知他们不能接受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组织提供的资金，实际上，在2014年10月的时候，番禺打工族已经处于「断粮」状态。另外，由于该组织长期接手敏感的工人维权案例，因此在为该组织注册一个合法「非盈利社会组织」时，曾飞洋面临失败，使得该组织丧失了合法性。
捆绑
因劳工维权行动，曾飞洋成为了敏感人物。《超讯》记者调查发现，曾飞洋曾经在2014年9月起就被困于国内，无法出境。那时，他试图从深圳莲花山港出境到香港，海关「签证被注销」为由拒绝了他的出境；去年12月16日，
他计划前往捷克参加一个人权会议，也是在出境一刻遭到拒绝。后来他返回家中，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这次还有广州相关部门的人跟我说，『你就安心留在广
州，为工人服务吧！』」，但第二天，他就被十几个广州南村派出所的民警请去「喝茶」（政治审问），然后被强制禁止与家人联络超过24小时。
实际上，曾飞洋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工」，对他来说，用「高级知识分子」来称呼他会更加准确。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的曾飞洋在2014年9月前获得了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服务管理的硕士学位。
从
曾飞洋过往的维权行动来看，他并不是一个倾向于煽动工人运动的激进分子，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番禺打工族服务部所做的事情，只是在引导维权运动由集体罢
工向集体谈判转变，让工人维权不要那么迂回，少走弯路」，这是一种理性引导，试图减少劳资冲突，是中国政府赞赏的一种处理模式。此前，无论是中国大政府还
是地方小政府都没有对这些维权NGO赶尽杀绝，甚至默许它们的存在。曾飞洋曾透露，广东番禺区维稳办在与番禺打工族约谈的时候，一位领导还亲口肯定了这种NGO存在的价值。
转变
但劳工维权NGO的
这种礼遇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在全国工业重地广东，诸多民营企业在纷纷倒闭，失业人数持续攀升，工人维权的程度和规模逐渐突破政府的承受限度。在中
国经济低迷、企业大力去产能、过剩产能企业的兼并重组的时代格局下，劳工维权行动此起彼伏。随着部分工厂搬离中国，迁至更有前景、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地，中
国工厂里的劳工正纷纷失业。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曾做过估计，如果完成政府主导的「过剩产能削减」，中国将会有300万工人失业，将失业推向高潮。《超讯》记者调查发现，据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r Bulletin）持续记录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发生了2700余起抗议和罢工事件，这个数据是2014年的两倍，惊人的是，仅仅只是在今年1月，全国范围内就发生了500多次工人抗议活动。如果政府对这些抗议活动的发起者不加管控，那么风起云涌的抗议活动将会对党长期维护的「稳定」构成挑战。
今年3月，康奈尔大学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学者伊莱.弗里德曼在接受《纽约时报》相关采访时表示，「政府不像过去那样有钱，妥协的余地不多了」。
《超讯》记者调查发现，在去年7月15日新华社发布的一期《新华视点》中，一位受访者高某某说「曾飞洋经常跟我们说，工人维权通过政府的途径太慢，不会成功，只有听从服务部的安排，把事情搞大给工厂压力，才会成功」。
在
这次曾飞洋的案件当中，《纽约时报》把它描述成了一场局限于广东的「镇压」运动。中国中央电视台在一档新闻节目中对曾飞洋的维权行为进行了猛烈抨击，节目
中，他被指控「蓄意煽动骚乱」，并接受境外资金来破坏中国社会安定秩序，此外，节目还提及了曾飞洋的私生活十分混乱，「已婚的曾飞洋至少有八段婚外情。」
《新华视点》中指出，一位办案民警在曾飞洋家中搜出大量的淫秽物品，「还加入了一个裸聊群。」官方媒体在尝试证明曾飞洋的道德品性存在问题。
原因
在这次案件中，被告朱小梅的律师庞琨在《纽约时报》的电话采访中认为这种判决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朱小梅做的事情是组织和帮助工人。没有代理律师为曾飞洋发声，因为曾飞洋在今年7月中旬的时候，「解聘」了律师，当时引起一阵哗然。据《金融时报》说，2014年，曾飞洋被警察拘禁时，在南村派出所的拘留室留下眼泪，「是工人做错了吗？是我们打工族服务部做错了吗？为什么我们总是面临牢狱之灾？」
如果要寻找答案，朱小梅的律师庞琨的回答或许是答案之一，庞琨对《纽约时报》说，「很明显，当局想让他们（工人）依靠政府和制度来处理类似的劳动纠纷」，也就是说，劳工维权NGO的地位在当局心中渐渐下落。
当年被民工潮一扫而空的村庄，无数的农民工纷纷出村，竭力抓住自己的命运，他们试图在大城市里破土、扎根，可如今在企业倒闭潮的漩涡中，诸多梦想还未实现的民工们或面临昔日梦想的破碎──「统统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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