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的人们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受到相当的重视。代表儒家价值观的
“侍死如侍生”的说法长期以来一直被来自各个政治和社会阶层所遵从，连那些互相仇视和敌对者们也并不例外。秦始皇焚书坑儒已是众所周知，但是他却没有伤及
孔子的墓。当满族统治者取代明朝时，过去的汉族统治者们的陵园也得以幸存并受到了保护。事实上即使是建政初期的中共政权也对死者给予了重视。他们在1949年执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了现在座落于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在这里埋葬着按级别来安葬的中共高级官员。政府如此，百姓对死者的对待也更为认真。对于他们，善葬已故的长辈具有确保子孙后代繁荣昌盛的实用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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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主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一出闹剧 |
给死人活人带来空前灾难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百姓或贵族对盗墓行为都感到不齿。如果一个村落的墓地被邻村所侵犯，该村落则一定会竭力抗争。历代政府对盗墓者的处理方式非常严厉，包括凌迟处死。这也许就让我们丝毫不觉得奇怪为什么人们对国民党军官孙殿英在1928年，对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陵墓的盗窃和掠夺的记忆，要比他后来投靠汪精卫傀儡政府的叛国行为深刻的多。
事实上，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死人一直在与活人争夺空间与资源。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死者的遗体都没有遭受过全国范围内的整体亵渎或者破坏。但是这却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逐渐成为了现实。在1949年到1976年这短短的二十几年里，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不间断的政治运动给死人和活人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虽然对死者大规模的暴力主要发生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但是在此之前一系列小规模的攻击已经开始。它们始于1945～1949年
的国共内战和与之伴随的土改运动。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其控制的农村地区发动土地改革，作为它的政治意识型态的表述和争取农民的一个策略和手法。地主阶
级的浮财和不动产在运动过程中广泛地遭到没收。随葬品则是浮财的典型体现。在中共的鼓励或默许下，农民对地主和富农所拥有的墓穴中的陪葬品进行了普遍性的
掠夺。
在
第一轮的劫墓过程中，死者的尸体不是劫墓人的主要目标。反之，他们对有价值的陪葬品的兴趣比尸体本身要大得多。掘墓的程度与战事的发展紧密相关。在战争对
解放军有利的时候，中共往往鼓励或者姑息对墓穴的掠夺。而当战争陷入僵局时，中共则会试图采用较为温和的土改方式以打消内战中可能成为盟友那一部分人的顾
虑，对掘墓的行为也就不给予鼓励。
值
得一提的是，虽然政府允许或鼓励掘坟同时有挖掘潜力的的墓葬往往首当其冲，孔子的出生地曲阜在土改中却未收到丝毫损害。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最具有影响力
的家族墓地，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曲阜以及曲阜内的孔林和孔子墓却安然无恙。非但如此，新政府还积极采取措施，精心保护这座被称为“中国的麦加”的历史圣城。
尽管战时财政困难，中共依然调动人力物力来维护孔子墓。在这场以残酷著称的战争中，作为战场的曲阜，却在激战中幸存下来，并成为当时农民普遍的劫墓行为中
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幸存者。
对死人的战争在1952年土改结束到1958年大跃进开始期间未有停止，但是规模较小。其涉及面往往是一些特定的群体。在50年
代早期，针对墓穴的随机的暴力行为往往是在基层以铲除迷信的名义展开的。在此期间，新政府已经在全国各地分别成立了文物局和文物管理局，试图及时地制止这
类掘墓行为，同时制定的新的法规和政策来制止对墓地的破坏。有趣的是，由于这些政策，坟墓有时竟能成为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比如在1955年，上海近郊奉贤县的一些农民抵制政府征粮时就将墓穴作为一个藏匿谷物的地方。（注1）
处处遇鬼为邻
然而,没有法律法规能够高于党主席毛泽东的奇思异想。在1955年11月到1956年1月间,毛泽东居住在位于风景秀丽的杭州西子湖畔的别墅。与该别墅相的有许多备受瞩目的文化和历史人物的墓地。反清义士秋瑾被埋葬的地方就是其中之一。毛对他的别墅紧邻这些名人的坟墓十分不满。毛对当时的省委书记江华抗议说,“我周围都是坟墓”。另外一次毛抱怨说,“西湖沿岸坟墓太多了。可以把他们迁到郊区。让死人过合作化生活不是很好吗?”(注2)
毛的话成了当地官员的圣旨。几乎在一夜之间,毛居住的杭州别墅周围的所有坟墓被拆除。当地官员还计画将这一区域的其他所有著名历史人物的坟墓全部拆除。这些计画被拆除的坟墓包括水浒英雄武松的墓和1907年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反清义士徐锡麟墓。但是这个计画在国务院的及时干预下未能进行,可是这也只是给众多的杭州名人古墓一个短暂的喘息而已。毛1964 年在杭州逗留期间再次对“与鬼做邻居”表示不满并批评当地官员做事不力:“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遇鬼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解决问题。太轻敌了。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毛的不满成为给当地官员的一道诏书。一场特殊的拆坟工程随即展开,西湖边的历史名人墓葬群也随之成为历史。(注3)
由50年代早期到中期开始对死者的间歇性干扰在1956和1957年之间的合作化运动的形成时期持续进行。在此过程中对坟墓破坏的目的各有不同,但是经济利益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一些死者的遗体被焚烧后被农业合作社用作肥料。许多墓穴因为墓中的陪葬品而被挖掘。这些陪葬品被认为是一种额外的收入来源用来增加合作社的财富以及丰富合作社副产业。还有一些人看中墓中的建筑材料和棺材板,拿它们用于建造猪圈或制造农具。(注4)
许多政府内部文件透露了这一特殊阶段墓葬被破坏情况的一些其他特点。掘墓行动通常是由狂热的地方干部,特别是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安排的。合作社成员一般只是勉强服从命令,因为这种作法与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念不相符合。然而他们又不得已通过参与挖坟来挣公分以维持生计。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受到破坏的坟墓包括了从汉唐时期到近期新修的墓穴。年代久远的无主坟往往最先遭到破坏。最后,连最新掩埋的坟墓往往也未能幸免。与土改时期不同的是,当时地主阶级的墓穴是挖掘的主要对象,但是这一时期挖坟的涉及面被扩大。被毁坏的甚至包括了地方干部的一些直系亲属的墓穴。
而对于孔林来说,尽管林中的大量物件,比如埋藏的珍宝和优良的建筑材料,被合作社觊觎,但它又一次安全的躲过了掠夺。届时,孔林已被收归国有,并且被有关政府部门牢牢掌控。它已被作为中华文明的国粹瑰宝用来接待国家领导和外国高级别访客。事实上早在韩战中的1952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参观过曲阜这一“灿烂的古文明的象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也被邀请到曲阜来庆祝他75岁的生日。
与土改时期在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进行的盗墓行为不同是,许多政府官员和中央政府的温和派显然不赞成这一阶段所发生的这些自发性的的破坏,并做出一系列指令来阻止事态的的发展。然而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今天他们试图阻止的行为很快在大跃进时变成了命令下必须执行的行为。一场前所未有的乌托邦实验即将让中国农村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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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许多历史名人被挖坟辱尸，徐锡麟、苏小小、秋瑾、岳飞等名人坟墓均被挖掘或遭红卫兵破坏。朱元璋的皇陵石碑，海瑞的坟，张居正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被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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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有的被挖出来吃掉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对死人的攻击发生在大跃进这一以活人的悲惨命运而著称的历史事件。而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初期,一场空前的浩劫也降临到死者的身上。这个阶段掘坟的目的、对象、肇事者、范围,与后果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
这一运动的原动力来自于政府向死人要地的政策,也因为“拆屋平坟”而被大家所熟知。这个政策的结果就是三分之一中国农村的土地被夷平转为耕地,连死人都被要求为大跃进作出贡献。
由于这一特殊运动是政府下达的任务和大跃进的主要目标之一,所以各级干部,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都直接指导或者参与这一工作。所有那些大量有可能用来转成耕地的坟墓,无论其经济,社会和阶级背景,都成为了目标。墓中的遗体或被挖出,或被深埋,或被搬迁到那些专门设计的被称之为“死人公社”的公墓,还有一些坟墓,尤其是无主坟,索性被破坏得无迹可循。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位经常用来比较的政治人物也受到这场运动的牵连,即清末时期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8年李鸿章在安徽老家的坟墓在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
如果说大跃进第一阶段对死人的战争是以对农村墓地大规模破坏向死人要地为标志,那么根据许多政府内部文件,第二阶段的特点则是对大跃进受害者尸体的肆意虐待。这些虐待包括了将尸体作为一种食物来源或作为肥料,随意处理尸骸,或者直接将人肉进行买卖以获取经济利益。
在1959年到1960年间,食人肉已经变成一个较为普遍的虐待死体的现象。大量的政府文件记录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人相食的事件,包括父母吃子女,子女吃父母,叔叔吃侄子,和村民吃其他乡亲等等。在1959年冬天,一个四岁的山东男孩在饿死后即被煮熟并供家人一整天的食用。(注6)在另一起事件中,安徽某地郝庄40户人家中有高达25户参与了人食人的活动。(注7)最后由于吃人的作法变得如此普遍,以致政府最终停止了惩罚这些事件的肇事者。这些尸体有的被挖出来吃掉,有的从来都未被埋掩。未被埋葬的尸体成了一个到处可见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干部们甚至阻止人们在路边埋葬他们死去的亲人,为他们举行哀悼仪式。
来源：《新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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