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迎来文革五十周年。中国大陆官方,除了5月16日的深更半夜发了一篇标题不敢有“文革”字样的短文,对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沉默以对。而在海外,由明镜出版社出版了《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上下两厚册论文集。这次“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就请这套书的责任编辑高伐林先生来介绍。
《文革五十年:毛泽东的遗产和当代中国》 |
法广:两个月前,你在介绍《新史记》“文革专号”时,提到今年6月在洛杉矶举行的文革50年研讨会,是关于文革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国际学术会议。这一部《文革五十年》论文集就是这次会议的成果?
高伐林:是的。近百万字的《文革五十年》,是全球80多位学者探讨中国文革的最新结晶,有学者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革研究的总结”。习近平说对中共建政之后的前30年和后30年不能互相否定,这就不仅延续其前任的做法,继续将文革研究视为禁区,担心其掌权的法理基础被摧毁,甚至还控制得更严。毛泽东和他发动的文革,基因仍在,遗毒犹烈,于是出现了这样让人痛心的现象:文革发生在中国,真正独立、专业的研究会议却只能在美国召开;这样大规模的研究成果只能在海外出版。正如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也是《文革五十年》的主编宋永毅教授所说:十年前在纽约开文革40周年研讨会时,抱着一丝遐想:下一个十年能不能在文革发生地中国开这样的研讨会?然而,“幻想总是温暖的,现实却是冰冷的”。会议的另一位组织者、着名研究中国事务的学者林培瑞教授也在该书的序言中说:作为一个美国学者,看到中国同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自己国家的历史会议,感到心酸和遗憾。
法广:《文革五十年》为何会有这么大的篇幅呢?
高伐林:这次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举行的研讨会,聚集了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中国香港、澳门等地的学者,更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徐友渔、秦晖、王海光、米鹤都、金光耀、李逊、崔卫平等重量级文革专家。还收到了朱学勤、唐少杰、董国强、申晓云、徐海亮等七位大陆着名学者的书面发言和论文。这样,论文篇幅和学者阵容也是“史无前例”,不仅展现了海内外史学家们探究真相的胆略,对于重构中华民族对文革的集体记忆更具有战略意义。宋永毅教授主编这套巨着,编排颇具匠心,注定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的珍藏。
法广:宋教授是如何编排的呢?
高伐林:文革这样的大规模、长时段的政治运动,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包罗万象,话题纷纭复杂。宋永毅将之分成这样几个大单元:晚期毛主义和文革意识形态;新史实和新视野;毛泽东和文革;军队和造反派;文革和暴力;红卫兵思潮和群众运动;文革和当代中国政治这就提纲挈领,眉目清晰,关心文革的读者可以准确地把握文革研究的症结、学者关注的重点。
《文革五十年》还单辟了一个单元:对文革研究的再研究──梳理50年来文革研究的过程,并对文革研究者自身进行解剖和反思。
法广:大动乱过去半个世纪,《文革五十年》有哪些新的收获呢?
高伐林:相当丰富,例如:对文革主导理论的理解,过去从“国际主义”、即“世界革命”角度的论述较多。但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程映红却从“民族主义”角度分析文革和“中国道路”的关系,指出:虽然文革中那些具体的“中国特色”多半被放弃了,但是它们的理论却在今天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话语中得到系统的表述──这也正是文革的重要遗产。再如中国资深的红卫兵运动研究者米鹤都,从文革前干部子弟集中住宿的大院文化、他们的英雄史观和青春期生理特征的视角,重新诠释了红卫兵思潮的发源和泛滥。
文革中有不少事件人们耳熟能详,却属于学术空白。中国大陆徐友渔教授的论文将宏观分析和微观实证相结合,首次揭示“二月镇反”的历史概貌。这么大的事怎么未见之于官方历史?他的解释发人深省:“‘二月镇反’的主要内容是镇压”,对于任何统治者和掌权者,“镇压永远不是言说和研究的话题,而是需要隐匿和涂抹的对象”。
文革号称“大民主”,一度还很强调“巴黎公社原则”,《文革五十年》有几篇文章剖析了文革中对巴黎公社原则如何尝试了一下就再也闭口不谈的原因。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吴国光在论文中基于对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中选举的研究,指出所谓“大民主”的本质──文革根本不具备起码的民主要素,连“假民主”也不是,根本与民主无干。
法广:据称《文革五十年》中也收录了年轻学者的成果?
高伐林:是的,近十年来,海外学界新生辈层出不穷,中国大陆也出现了一批相当数量的以文革为研究课题的博士研究生。会议邀请了六位来自德国、中国大陆、澳门、美国的80后新人与会,他们尽管都生在文革后,但发言和论文却有着坚实的史料基础和新学科知识的底蕴。其研究集中在某个省、市或县,像关于广西处理文革乱打死人问题的启动,关于上海和武汉在文革中的工人派系政治的比较,关于土改和文革暴力的关联性,等等,都以大量的档案史料和现场访谈为基础,带有个案研究色彩,也同时显现了现代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知识的学养。文革研究后继有人,很让人欣慰。
来源: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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