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前夕，中国当局公布了对雷阳案的涉案执法人员不予起诉的决定，从而暴露了习近平正面临着空前的治理危机。种种迹像表明，这个决定与习近平严查和严惩这些明显违法的执法人员的初衷完全相反。习近平为什么违背初衷，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个不得人心的决定？这是许多评论者有意无意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的看法是，习近平终于认识到，如果他坚持严查和严惩这些违法的执法人员，有可能导致难以控制的严重后果，这个后果就是大批执法人员，特别是当局高度依赖的第一线执法人员，其中包括北京等特大城市“维稳”不可或缺、数量庞大的来自农村和异地的所谓“协警”们的极度不满、怠工乃至离职，从而令中国正在急剧恶化的治安局面变得更加不可收拾。
当然，正如许多人都认识到的，对雷阳案的嫌疑人不予起诉的决定，同样会导致非常危险的严重后果，但两害相权，习近平不得不做出现在这个决定。这个选择既是执法部门坚持向习近平施压的结果，也是基于他们这样一个严峻的判断，那就是严查和严惩这些严重违法的一线执法人员，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判断固然有执法部门强烈的既得利益考量，但也有非常真实的现实依据。
理解习近平治理危机的关键之一，就是理解当前中国的治安危机。目前中国的治安危机已经很明显。习近平虽然有效地打压了民间政治力量对中共合法性的正面挑战，但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刑事犯罪却越来越猖獗，令执法能力面临越来越不堪承受的压力。习近平显然低估了这一点，因此试图用对付贪官同样的办法，也就是拉下脸来“立规矩”，严查严惩。但雷阳事件终于让他明白，这一套对一线执法人员不灵。原因很简单，一线执法人员不仅可以学官僚们进行“软对抗”，也就是不作为和假作为，更可以选择离职不干，因为大量的所谓“协警”，事实上是一线执法人员中的“农民工”。他们的待遇极低，而且在社会上得不到任何尊重。如果不允许他们在执法过程中搞点“钓鱼执法”来养家糊口，他们另有选择，包括与越来越多的犯罪团伙同流合污，从而令已经十分严重的治安危机完全失控。执法部门之所以敢对习近平严查严惩的批示拖延不办，以致对习近平说“不”，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有消息说，在起诉涉案执法人员后，当地警方已经停止抓嫖，直至这次宣布不予起诉）
由于对雷阳案涉案执法人员毫不掩饰、完全无视法律和法理的公然开脱，雷阳案不仅有可能加剧中国的治安危机和治理危机，而且毫无疑问正在加剧习近平的政治危机。许多人认为，经济危机和外交危机将是中国政治危机最终爆发的主要因素，现在看来，治安危机其实是一个更可怕、更危险的因素。因为只要国家能够维持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经济危机和外交危机并不是那么可怕，毕竟中国在经济和外交方面已经有了空前的国力和回旋余地。
正因为如此，雷阳案暴露出来的中国严峻的治安危机和治理危机，有可能比经济危机和外交危机更有效地迫使习近平反思自己的“治国理念”。我认为习近平不得不在执法部门的压力下，冒天下之大不韪收回成命，主要原因就是他看到了全面失序的严重风险。
去年底，我曾预言2016年习近平要过大关。现在看来，习近平虽然成功地给自己赢得了“核心”地位，但并没有真正过关，因为这一年他给这个国家带来越来越大的失序风险。2017年，习近平将面临比2016更严峻、也更复杂的挑战。习近平如果对自己的治国理念，尤其是对自己一言堂的领导作风不做痛苦调整，他将不仅给自己，也给这个国家带来更大的危机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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