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倒退 控制社会镇压和收买两者并用

政治改革

极权主义经济改革在进行的过程中，始终面临一个问题，即伴随着经济改革的进行和社会进步，政治改革是否也需要进行呢？这个争论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中共对社会极度恐惧和不信任，除了镇压之外，无法再面对社会了

从逻辑上推论，政治改革应该和经济改革配套进行，即便略微晚一些，也应该是基本同步的。而到了我们所讲的晚期极权主义阶段，政治改革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事情了。

就官方而言，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的讲话，已经提出政治改革问题。邓提出的废除干部终身制、建立任期制等和总结文革教训有关，也为当时的经济改革起了支持作用。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当中国的经济改革全面铺开后，改革遇到了许多阻力，新的政治改革要求随即被提出，这就是邓小平的行政改革（虽然仍用“政治改革”的提法），目的是加强行政效率、减少官僚主义等等。

1986年、1987年中央政改办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包括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完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政府信息公开、推进选举制度改革、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实现司法公正等。这些改革超出了邓小平提出的改革范围，但也基本符合邓提高政府效率的行政改革初衷，是和经济改革相配套的。但是1989年政治冲突的结果，使得这些改革方案无法真的推行。从此以后，中国的政治改革成了一个大难题。

邓小平1992年南巡，将行将熄灭的经济改革之火重新点燃起来，这一次邓小平接受教训，再也不提政治改革了。在1989年阴影下重提经济改革而拒绝政治改革，必然出现两个结果：一是官员对政府及党的前景信心丧失，利用权力不捞白不捞的想法盛行，腐败加剧；二是腐败蔓延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加剧，全国的社会抗争和反抗都在逐渐加大。这两者都可以归结为政治改革的缺位。极权主义执政党一方面在寻求转型，找出路，另一方面又在加剧内部矛盾，他们不敢用政治改革的方法来解决内部矛盾，对民间和社会则充满恐惧。

从现在情况看，国家和社会的矛盾仍然在继续加大，并没有缓解的气氛出现，但同时政府内部的腐败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这样的问题通过政治改革是有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但中共不想走这条路，而是用加大社会控制的办法，试图压制社会的不满，结果反而使国家与社会的矛盾更加激化。共产党担心用民主的、法治的办法将引发更大的冲突，导致专政政体的崩溃。

对于党内腐败问题，共产党决策者一方面恨之入骨，但是又不愿意用让社会介入的办法解决，例如官员财产公开、社会选举官员等，仍然是担心动摇了体制。目前不要提选举，甚至连最温和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都不敢在中国实行。显然共产党对社会已经极度恐惧和不信任，除了镇压之外，无法再面对社会了。这就是中国政治体制已经进入极权主义后期的现实，而且在继续倒退。

1990年代以来，中共也推行了一些政治改革的办法，大部分办法其实都是1989年以前由赵紫阳领导的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内部准备的。1990年代开始推行的农村基层选举，很受社会各界赞扬，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但这个选举遇到了来自体制内的阻力。当农民真的要选举产生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时，就会和基层政府（县乡两级政府）发生利益上的冲突。这个时候，“基层民主”就无法进行下去了。从1990年代开始的基层选举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政治改革，到如今，这样的“基层民主”虽然没有被取消，但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了。

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目标是要更多的财富、自由，更多的平等和公正，以及更多的民主。这些都是和极权主义体制相冲突的。本世纪以来，由于权益受到伤害和财富的损失，为了维权，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自由民权运动，公民参选、公民抗议和示威、公民表达意见的大规模发展虽然也逼迫政府做了些有限的改革，例如某种程度的预算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允许公民有限参与基层公共事务（比方说，社区内的参与），但这样的改革力度太小，根本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无法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无法平息社会对政府的不满。因此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大，国家与社会之间无法对话，也没有交流。

政府对社会的基本办法，就是镇压和收买两者并用，控制社会不满程度，压制网络不同意见，打击律师，但是看不到丝毫进行政治改革的意象。中国政治改革是逐步地在向后倒退，这个趋势已经进行了好长时间。

来源：《中国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