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转型本来就难，中国转型更难

事实上，后极权国家本身通过经济增长极大巩固了执政合法性，因而有能力投入更多资源维持极权秩序。从互联网“防火墙”到网络监控员和“水军”“五毛”，从“朝阳区群众”到不断升级的各地维稳力量，国家微观社会控制力量空前强大。在这个意义上，“后极权”与“新极权”往往只是程度之别，二者其实都在不断维持、修复、强化既有的极权体制。

邓小平镇压六四是错误的决定。

近几年，中国在党政集权、纪检反腐、舆论管控等方面被认为呈现新极权趋向。虽然这些措施不可能使中国回到毛时代，但是公民社会的力量受到进一步分化与削弱，政治转型依然欠缺足够的动力与压力。如果没有重大突发事件或持续的系统性因素改变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中国将继续游离于威权2.0版附近。 

极权主义是一个超级利维坦。建造这个“巨无霸”很难，而一旦建成并让它跑起来，即带有巨大的惯性，也很难让它停下来。或许，时间是惟一有效的减速器。等它慢慢疲劳了，原始部件一个个坏掉，才有可能出现转机。当然，如果它差一点栽个跟头，也不排除其自我反思、自我修复的可能性。等到它修复、更新乃至强化了身上的某些部件，并继续运转下去，还能延长极权的寿命。极权转型本来就难，中国转型更难，因为它不仅有两千多年绝对主义皇权传统，而且规模庞大，可供政权调配和利用的资源很多。 

和北朝鲜之类的小国相比，大国维持极权要困难得多，因为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打破“权力零阻抗”状态，维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成本和挑战要比小国大得多。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北朝鲜仍然维持着极权统治，而中国自1978年之后就在某些地方突破带动下走向全国范围的改革开放。然而，一旦进入威权2.0体制，大国无论在国内维稳还是国际抗压能力方面都具有显着优势。在后极权状态下，威权力量是天然组织化和中央化的，维权力量则必然是分散、零星、个体性的，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因此，中国转型不仅是一个世纪命题，而且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文化、规模、体制惯性都决定了中国是转型难度最大的国家，转型失败本不足为奇。但是从本文的分析看，中国转型显然并非不可能成功。从历史上看，中国极权体制的形成，绝对主义传统固然难辞其咎，但两次大战之间世界法西斯化和日本入侵等国际因素亦不可忽视。今天，国际形势已经发生根本逆转，自由民主早已成为主流国际共识，并和经济繁荣与国家强盛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系。 

虽然自由民主理念的渗透尚不足以改变体制本身，中国的规模、体量和相对成功的经济发展也使之有能力将自身隔离于外部压力，但是中国的国内改革至少得以在一个和平友善的外部环境中发生。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已经从登峰造极的威权3.0版走到2.0版甚至更远。今后的路虽然也很难走，但是假以天时地利，加上我们这一代人争气，没有理由走不出极权的魔咒。归根结底，战胜极权的钥匙在我们自己手中，极权体制能否存续最终取决于公民力量是否足够强大。对于我们来说，中国转型既是一个艰难的政治使命，也是对自己勇气、智慧和人性潜力的真实考验，更是我们将这三十多年来积累的知识和资源经世致用、建功立业的难得机会。

来源：《中国密报》/ 张千帆 著名宪法学家，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