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的内地舆论场，尽管依旧纷扰依然撕裂，但几乎没有一个话题能够像雾霾那样，引发举国上下不分地域、阶层、群体的共同关注并参与讨论。不过观察讨论者的发言表述，在某些有中国特色的语言陷阱中跌跤的人却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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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陕西媒体爆出「幼稚园安装新风系统，空气品质仍不佳」新闻，可北京方面为何还会大面积铺开试点？你懂得。 |
比如，我们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空气污染的成因复杂，治理雾霾是一个系统工程」，像1月6日，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主持召开的媒体见面会上，不仅陈吉宁本人，就连《光明日报》的记者，在问答中都使用了诸如「我的问题是大气污染治理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复杂的社会因素，需要一个过程」等措辞，所以至少在话语和思维方式层面，双方其实是同构的。
如果把「大气污染治理是个系统工程」这话单拎出来看，确实说的没错啊。事实上，不仅在中国，即便是在英美这些曾经因为「雾都」出名的国家，这话同样说得通。所不同的是，人家那儿「系统工程」是用来系统治理的，科学家、记者、普通民众、政府机构，各尽所能，各方合力，但即便这样，还是花了四五十年才告别了雾霾。
而咱这儿倒好，「系统工程」摇身一变竟成了「复杂中国」的另类说辞，甚至索性被拿来当作推卸当届政府责任、遮掩官员失职的借口。即便是那位号称2017年治不好空气「提头来见」的王安顺市长，最后不也以「这是一句玩笑话，表现了我们的信心、决心，并不代表老拿脑袋来说事儿」的轻佻姿势，挥手告别北京市民，转任国务院的新职去了吗？而愤怒的吃瓜群众拿他还一点办法都没有。
当然重点还不在这里，在所谓「系统工程」措辞的掩护下，许多指向「系统」本身的深层次追问，均遭到毫不留情的封杀。而这种「封闭式治霾」的做法，以及由此带来的空气「愈治愈差」的舆论感受，一方面，已经陷民众于「谈霾色变」的恐惧情境中，另一方面，对于雾霾的成因、来源和治理对策，却仍然莫衷一是。为此有段时间，围绕炒菜油烟、汽车尾气对空气污染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各方都吵成了一锅粥。
甚至就连那些最基础的资料，比如各地真实的污染情况、PM2.5指数，都还需要依靠美国领事馆等境外势力的帮助，才能够精准获悉。而我们的政府对此不仅不感激，反而急吼吼地跳出来，指责这个不该违规发布（居然没用「泄露」一词）PM2.5监测资料，警告那个不许干涉中国内政。结果，雾霾的资讯倒是大部分被「墙」住了，群众的情绪却愈来愈不稳定。经济、能源和排放源方面基础资料的缺失，反过来加重了人们已有的恐慌，像陈吉宁在媒体见面会上提到的「2016年度十大雾霾谣言」，就是这种恐惧加无知情境下的产物。
不过就像有多少国难，就有多少发国难财的，雾霾恐惧在某些领域，却也已成为某些人牟利的契机。像最近有则引发较多关注的新闻，说「北京中小学幼稚园试点安装新风系统」，表面上看，似乎是政府在回应民意的关切，但专业人士对此却评价非常负面。这是因为，新风系统本质上是一套空气调节系统，装了筛检程式后，尽管可以部分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但由于其实际是在通风的环境下进行空气净化，不仅成本巨大，而且效果并不明显，像在北京这种重雾霾天气，可能工作一天高效滤器就会失效，难怪有业内专家称此举是「浪费国家的钱，辜负家长期望，坑害孩子健康」。
如果说，家长呼吁学校安装新风系统，而不是空气净化器是出于无知，那么政府也不懂吗？笑话。事实上，已经有陕西媒体爆出「幼稚园安装新风系统，空气品质仍不佳」新闻，可北京方面为何还会大面积铺开试点？你懂得。所以说，雾霾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问题，归根溯源，是先有了体制的雾霾，才有了空气的雾霾，治空气雾霾容易，治体制雾霾难。就像《洛杉矶雾霾启示录》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花了35年来消除烟雾，其中的30年对抗政客，5年治理烟雾本身。」相比美国，我们需要对抗的何止是几个政客？
因此，尽管陈吉宁表态，「鼓励充分的学术争论」「加强不同方面的对话」，尽管北大法学院沈岿教授为弄清「燃石油焦发电项目」与雾霾的关联性，已向国家能源局和环保部提交了政府资讯公开申请，但其想要的资料最终会否公开，公开到甚么程度，在体制雾霾没有彻底清除前，这些还都是不可想像的。
来源：东网 / 吴虞 独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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