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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5日星期六

北京市长蔡奇下令封杀茅于轼 --「邪教」因素不上台面

某些境外中文网出于维护习近平形象目的,称「茅于轼被全面封杀与周强有关」,即是说茅联署敦促周强辞职公开信是被封杀的主要原因。此类曲意说法一是让人联想到周强是团派,猜测周高调反对司法独立是在给习搅局;二是无形中淡化了「北京市」概念,以使习的亲信蔡奇不被知识界指责。事实上,对茅微博以及天则经济研究所等其他机构网站进行封杀的执法单位正是北京市网信办,而这是在蔡奇正式当选市长翌日。

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消息证实蔡奇在由国安委下设办公室副主任升为常务副主任(明确为正部级)时,曾于内部会议点名说:「茅于轼是第一个公开为邪教『鸣冤』的人,他们现在还有联系;他想放下天则的壳子,另组人文经济学会来做成知识界的『团结工会』。」有据可查的是,茅在内部杂志《天则通讯》上批评过当局的打击「邪教」政策,但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另有消息说:「人文经济学会注册于香港、活动于大陆,本该被民政部『打假』,但民政部怕引起较大国际影响而没动手。」相关资讯则证明国安委一直认为人文经济学会既与「国际敌对势力」关系密切,又与某个「邪教」有牵扯。

  江泽民因素仍被深度忌惮

  北京资深观察人士对蔡奇下令封杀茅于轼并不吃惊,私下称:「看看他们怎么对待人文经济学会吧。」据悉:国安委对成立于二??四年的香港狮子山学会正在进行「侧面摸底」,该学会被国安委认为是人文经济学会的最重要支持者暨合作方,也与某个「邪教」关系密切。公开信息则表明狮子山学会是一个崇尚哈耶克思想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沙龙,效仿哈耶克的朝圣山学社而已。

  对茅于轼有好感的经济研究人士透露:「茅老对团派相对有好感,认为李克强可以胜任,而对太子党体系只说『他们重要』而未予好评。在经济政策方面,他比较认同江泽民的半自由方向。」另有知情人指出:十多年前,茅批评江打击「邪教」政策而未致后者采取封杀措施,一则是茅认同江的半自由经济政策,二则江茅同为上海交大杰出校友。不过,江是一九四七年毕业生,专业为机电;茅是一九五0年毕业生,专业为机车。虽然在学校时,茅不认识江且在杰出校友平台与江亦无交流,但习近平派系一直私下认为他在为江的经济政策张目,而对习的经济政策多有间接批评。

  外界难以真实了解习近平派系与江泽民派系的关系现状,但有两种说法可供参考:其一,习派反腐不再专门针对江系,且以扫尾为主(已抓贪官尽快交付审判程序);其二,江系心有不安,准备在十九大时发动绝对地反击,「程序性解决习近平专政」。在这种大背景下,蔡奇拿最著名自由主义学者茅于轼「开刀」也不奇怪。

习近平亲信、北京市长蔡奇

  北京诡异方法解套公安

  尽管周强属副国级,但在党内其仍是中央委员,没有权能指挥北京市(地方)的网信办去封杀茅于轼。另一端,周的反司法独立言论传达了习近平的政治愿望,并且,该种愿望终在北京市法院体系真切表达出来。西城区法院副院长刘建勋在公开表态时,说了两大要点:一个是维护政权安全,必须防止国际敌对势力在中国制造颜色革命;另一个是警惕个别公知与境外反华势力勾结,在国内激化社会矛盾。总的看,蔡奇于去年十月份由国安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转任北京代市长后,北京市的极左色彩日益明显。

  雷洋案「意外了结」,被维护习近平的某些境外中文网指为反习势力搅局,但它们忘了两点:其一,习近平是分管政法的常委,孟建柱名义上是中央政法委书记,实质上只起传达指示的作用,雷洋案「意外了结」之拍板权非习莫属;其二,雷洋案「意外了结」是蔡奇调任北京(党职为市委常委、第一副书记)后的两个月内,「元旦之前必办」情形不言自明。尽管没有可靠官场资讯证明北京市政法系统,在雷洋案处置上发生巨大分歧以致越拖越引发社会舆论不满,但蔡以「钦差御派」方式介入,快刀斩乱麻是有根本原因的。北京市自成体系「对抗中央」的习惯非只在习近平这任总书记时才有,江泽民与邓系的陈希同激斗过,胡锦涛到任期末才挤走江系的刘淇,让自己的亲信郭金龙做「长期善后」。

  雷洋案之初,习派的公安局长、副市长王小洪曾声言绝不姑息,以借此收拾郭金龙在公安方面的布线,但终因经验不足而被套住。为了给北京公安解套,一月十八日,蔡奇以北京市代市长身份邀请孟建柱、郭声琨参加「北京榜样?最美警察」表彰活动,对外宣示中央政法委对北京公安的肯定与支持。其他参会政要还有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振华,但王小洪未得出席,尽管他有公安部副部长之衔级。

  两千万毕业生没稳定工作

  周强没有权能指挥北京市网信办封杀茅于轼,但身为排在书记孟建柱、副书记郭声琨之后的中央政法委第一委员,可以协助蔡奇在北京市执行习近平的命令。而且,封杀茅于轼不算大动作,尽管造成的舆论冲击效果非常强烈。习要打击某个「邪教」,也不再考虑后者「逢江必骂,逢习必捧」的一贯态度。在封杀茅于轼四天后,最高法与最高检联合发出司法解释,明确「七种邪教犯罪行为将从重处罚」,其包括「以货币为载体宣扬邪教」。这一点表明「习近平会平反乃至在利用某个『邪教』的说法」彻底破产。

  对习近平仍抱希望的人士指出:「即便江系一直利用境外反习网站指责习总利用某个『邪教』,特别是某个『邪教』披露的预测性反腐信息比较准确,但在维护政权安全方面,习总不敢大意。」北京情治系统认为某个「邪教」会在关键时期发动请愿行动,从而引发大规模社会骚乱。情治人员还故意放风说「信息来自邪教内部」。在公开层面上,无论情治放风管道还是网信办针对性封网均不涉及「邪教」问题。倒是有一件事很是蹊跷:从美国传回消息说「一个五岁小女孩被母亲殴死」,殴死亲生女儿的妇女可能是某个「邪教」的成员,至少以此在美国申请过难民身份,云云。另有消息否定了封杀茅于轼的决策涉及「邪教」因素,认为主要原因是人文经济学会要发动新启蒙运动,「这对没有稳定工作的大学生可以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

  人文经济学会要发起新启蒙运动不是茅于轼的说法,而是该学会成员、重量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致词内容。《环球时报》在评论茅被封杀事件时,指责茅等人在以自由主义思潮对公众洗脑。在社会现实层面,今年将有七百九十万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但顺利就业的希望渺茫,「这些人上街的可能性要比『邪教』请愿的概率大得多」。习近平确是时运不济,从二0一四年以来,高校毕业生已是第四个年头突破七百万。到十九大召开前,「没稳定工作的大学生」群体规模将突破两千万。

来源:动向 / 叶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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