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商一体，祸国无穷

中国警察神通广大，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们到香港去跨境“执法”，如入无人之境；他们为了监视一个盲人陈光诚，在东师古村驻扎大队伍，年度经费高达数千万。养活这支支取无度的庞大队伍，是否只靠国库？

中国警察的活动远非限于执行公务，他们替一个官员监视另一个官员，把监控录制的偷情视频用于威慑或报复；他们介入商人之间的经济纠纷，强行立案、判决或强行撤案。为什么堂堂国家警察甘当私人的家丁和打手？

答案是：中国的警察力量已经和商业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民营企业家为警察提供大量的经济资源，其后果是可怕的公权力私用，以及警察的贪腐、纵情享乐。

最近由于郭文贵的猛烈爆料，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揭露的高官的贪腐和私生活败坏，其实他的爆料同样值得关注，甚至更加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就是警商合流的情况，这是中国社会特征的一个突出方面，也是中国法治遭到践踏的一个重要根源。

根 据郭文贵的爆料和马建的供述我们得知，除了接受和执行国安部交办的秘密任务，郭还为国安部人员提供办公用地或租金，把自己的私人飞机供他们使用，替他们购 买监听设备，提供警察个人用品和其他开销，国安部人员在他的七星级饭店盘古大观内设立办公室，作为回报，国安部官员利用警察手段监控、打击他的经济竞争对 手，在他遇到麻烦时以国安部的名义出面或发函，以他为情报部门工作为由摆平。

在 警商合作的过程中，商人为警方官员提供大量的金钱、物资（住房、汽车、古玩字画等）、色情场所，警方以商人服务于情报部门为由为商人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开 脱或加以包庇。当商人有无法解决的困难──因违法违纪被立案、起诉，被债主追债，警察就出面，轻则到上级部门或有关单位去“协调”、“沟通”，重则反咬竞 争对手一口，将其抓捕收监，甚至令其家破人亡。国家的公权力、法律的威力这样与经济力量相结合，为私人利益所用，这对国家的危害，对公民正当权益的侵害， 是空前巨大的。

警 察，尤其是情报部门的警察，由于其工作性质的保密性，其行为往往难于被监督，他们伸向商界的手不易被觉察，更难于被制止，因此，从国家制度的安排上说，防 止警商结合或警商勾结就是一个正常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中国的情况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曾经说：“以商养情，情商两旺”，由此， 中国的情报系统对民营企业家的威胁、勒索有了政策性、制度性依据，警察力量与商界的结合，二者互相利用，滥用权力，滥用强力部门技术侦查手段谋取私利的做 法不但得不到制止，反而在“为了国家安全利益”的口实下通行无阻。

情 商两旺、警商结合是钱权交易、贪污腐败的根源，是践踏法治、制造冤假错案的强大动力源。即使同样是警察国家，比如党卫军统治下的法西斯德国，克格勃控制下 的苏联，斯塔西阴影笼罩的东德，那里的警察或情治系统与经济界、商界的关系也不像中国这样赤裸裸地合为一体。中国有自己的特色，改革开放过程中，有过军队 办企业、政府开公司，上溯到中共的延安时期，有军队大生产运动中的种植鸦片。警察、特务、情治人员在商人那里有小金库，他们的警务活动与贪腐和恣意享乐融 为一体。

几 年前，《遭遇警察》一书的编者在该书的前言中说：“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现象和突出特征，是警察无处不在，他们对公民正常、合法活动的干预、压制， 对人权的侵犯，达到了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警察化特征，警察监控社会和侵犯人权的基本方式与特点，值得记录下来， 以供后人了解、研究这段历史。”从郭文贵的爆料事件中人们得以知道，中国警察化过程的一大特征，就是警商结合，而这就是中国社会黑社会化的主要原因。郭文 贵以过来人的身份和亲身经历揭露黑幕，提出“郭七条”，坚决反对“以黑反贪”、“以警反贪”，大力提倡法治，这是说到了中国问题的要害。

情商一家、警商一家的可怕不下于警匪一家，对国计民生的危害超过警匪一家。中共采纳这种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它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伤害，也是无可弥补的。

来源：纵览中国 /  尤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