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8日，针对邓小平“戒严以后北京市区有多少解放军？”的询问，杨尚昆回答说：“解放军和武装警察的全部兵力为18万人。”杨尚昆所说的“18万”，以及中央军委的调兵命令中所提到的部队，实际上都只是初步计划的兵力，后来实际动用的兵力超过了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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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 |
中国官方媒体曾经报导，1989年6月9日下午3点钟，邓小平接见了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有幸蒙受邓小平接见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竟然多达“百余人”，可见动用军队的规模之大，数量之多。
解放军戒严部队在执行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开枪杀人，动用坦克、装甲车碾轧的暴行，大都已经为外界所知，但是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完成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以后的暴行，还不太为外界所知，也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一问题。
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之后，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分头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各公安分局、公安派出所，主导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工作。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成了解放军戒严部队的一项主要任务。
中共当局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不信任北京市的公安警察，他们了解情况，普遍同情学生运动，完全依靠他们，不可能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泄愤报复的心理需求，并为他们提供立功受奖的机会。
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在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滥用暴力的情况，对被捕者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枪托、木棒予以毒打，导致不少被捕者死亡或伤残。
1989年6月4日，也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刚刚结束的时候，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已经开始对被捕的民众施行暴行，大量在清场前后被捕的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劳动人民文化宫遭到毒打，许多人受伤致残，山西大学计算机系学生高旭就是其中之一。1989年6月4日清晨5点30分
过后，高旭本来已经随着学生队伍一起撤离了天安门广场，但由于有一个同学遗留了照相机，他于是自告奋勇返回去取，结果遭到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拘捕。高旭
连同其他被拘捕的八个人，全都被紧紧地捆绑在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外的柱子上。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用枪托没头没脑地砸他们，用点燃的烟头烫他们，把他们当成
了泄愤的靶子。之后，他们被转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关押，进去的时候每个人又遭受了一顿“杀威棒”，全都被打得昏死过去，用冷水浇醒后继续再打。残酷的摧
残，使得高旭遗留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一只眼睛几乎失明，脑部时时出现绞痛，每天都要靠服用止痛药度日。（注释1）
1989年9、10月间，笔者在北京暗地调查被捕者情况，了解到不少被捕者遭到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毒打的案例。在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进驻的第24集团军部队军人，将10多名被捕的北京体育学院（现为北京体育大学）学生视为“暴徒”，吊起来毒打，打得他们伤痕累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身强力壮，许多人在学生运动期间担任特别纠察任务，或作为学生领袖的“贴身保镖”。
在中国官方的宣传资料中，可以见到大量有关解放军戒严部队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赫赫成果”，随手就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第40集团军步兵第118师“为了除恶务尽，确保首都的长治久安，他们又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配合公安机关抓暴徒。抓获动暴乱分子和进行打、砸、抢、烧、杀及流氓犯罪活动的暴徒531名。”[注释2]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第347团特务连，在短短数天内抓获“暴徒”73人。第65集团军步兵第193师于1989年6月中旬撤离天安门广场，进驻北京市海淀区，除了执行戒严执勤任务之外，全师官兵多次配合北京市海淀区公安部门追捕“暴徒”和“非法组织”成员，共同抓获了131名“暴徒”。第24集团军步兵第70师步兵第208团于1989年6月中旬调防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配合公安机关抓获“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256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守备第7旅从1989年6月11日到7月底，抓捕“暴徒”79名。
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配合北京市公安人员设卡盘查，9次派出应急分队端“黑窝”，共抓获、收审非法组织骨干、打砸抢分子62人；查获携带反动宣传品、军用物资、凶器、子弹等非法分子1106人；收缴反革命传单、录像带等25000余份，军用品、凶器、枪弹358件。第65集团军步兵第193师步兵第579团组成搜捕队，第2营营长刘阁云少校担任搜捕队队长，12次出动擒拿“暴徒”。刘阁云事后获“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第26集团军步兵第138师步兵第412团于1989年6月某日组成防暴突击队，由第2营第5连
连长袁华荣上尉担任队长，袁宝华在传达团指挥官的指示精神时说：“同志们，上级赋予我连担任团的防暴突击队，配合永外派出所开展抓暴徒、端黑窝的斗争。这
是团党委对我连的高度信任。同志们，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虽然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是，一小撮暴徒贼心不死，我们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斩草除根，
坚决把他们消灭干净，为保卫共和国再立新功！”全连官兵听说要抓暴徒，群情激昂，人人摩拳擦掌，决心大干一场。在以后的10多天，袁宝华带领20名防暴队员，夜行昼宿，配合永外派出所抓获暴徒82名。[注释3]第54集团军步兵第127师步兵第380团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后，奉命进驻天坛公园部署，配合公安部门广泛开展“抓暴徒、端黑窝”行动，狠狠打击隐蔽起来的“暴徒”和“反动组织成员”，彻底平息反革命暴乱。
从上述资料可见，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以后，解放军戒严部队分头进驻北京市各地，名义上是配合北京市公安部门工作，实际上是监督北京市公安部门，主导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工作。
在
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以后展开的大搜捕行动，有大批的民众被捕，由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主导抓捕工作，滥捕、毒打事件层出不穷，由解放军戒严部队移交给
公安部门处理的被捕者，许多人伤痕累累，有的伤势很重。这种情况，连北京市公安部门都看不下去了，向上级反映情况，甚至表示，情况如果没有改善，不再接收
解放军戒严部队移交的被捕者。
中
共当局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曾设立检举电话、信箱，鼓励人们检举“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许多不满血腥镇压行动的北京民众，借机将
支持血腥镇压行动的人作为“暴徒”、“动乱分子”予以检举。这些人一落入不分青红皂白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手中，照例先遭受一顿毒打，等到有机会张口分
辩，早已是伤痕累累。
关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凶狠杀人的原因，当年在北京的学生和市民中流传着两种主要说法，一是说中共当局事先让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服用了兴奋剂，二是说许多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经历了云南省中越边境老山战区的轮战，早在对越作战中杀红了眼。
第一种说法有很浓的传说性质，笔者早在1990年5月撰写《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的初稿时，就明确表示怀疑。这个说法一方面缺乏证据，另一方面与笔者的亲身经历不符。1989年6月4日凌晨4点30分至5点20分，笔者坐在纪念碑底座的最高一级台阶上，近距离目睹了冲上纪念碑底座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神态，他们显示出来的不是兴奋，而是愤怒，一种对“反革命暴徒”的强烈而不可压抑的愤怒。这应该与中共当局的欺骗宣传和政治思想动员有关，不是因为服用了兴奋剂。
第二种说法有所依据。包括冲上纪念碑底座的陆军第27集团军特遣分队在内，不少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确参加过云南省中越边境老山战区的轮战。而这些参战军人很粗野，也很凶狠，平时就让部队难以管理，不仅经常在云南省中越边境地区打架斗殴，而且还时常在云南省省会昆明市公然闹事，连警察都不敢干涉。陆军第67集团军在老山战区参加轮战期间，甚至发生过一名士兵端枪扫射集团军指挥机关的恶性事件，军长张志坚少将中弹受伤，军参谋长粟戎生少将及时躲入桌子底下，才逃过一劫。
从1984年至1989年，解放军七大军区奉中央军委之命，派遣部队参加老山战区轮战，包括兰州军区的陆军第47集团军，沈阳军区的陆军第16集团军、陆军第23集团军，北京军区的陆军第27集团军，南京军区的陆军第12集团军、陆军第1集团军，广州军区的陆军第41集团军、陆军第42集团军，济南军区的陆军第67集团军、陆军第26集团军、陆军第20集团军，成都军区的陆军第13集团军。此外，各大军区先后组成13个侦察大队赴老山战区参加侦察作战。在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部队中，陆军第12集团军、陆军第20集团军、陆军第26集团军、陆军第27集团军、陆军第67集团军都参加过老山战区轮战，其他陆军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的侦察兵，基本上也都曾经以侦察大队的番号参加过老山战区轮战。
参加过老山战区轮战，可以说是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凶狠杀人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原因，毕竟在老山战区所面对的是你死我活的全副武装的敌国军人，而在北京城内所面对的则是本国的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
笔者在研读了包括中国军方在内的许多资料后发现，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凶狠杀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被激发了仇恨，二是立功心切。
先说激发仇恨这个原因。一方面，由于学生运动深得人心，北京民众普遍反对戒严措施，几乎所有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都遭遇到民众的强力阻拦，军民之间或多或少发生过言语和肢体冲突，以陆军第38集团军步兵第113师为例，1989年5月20日，就在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与民众发生流血冲突，双方都有不少人受伤。在北京全民“截”兵的情况下，解放军戒严部队的不少军人觉得受了委屈，心里憋着一股气。后来正是步兵第113师部队率先开枪射杀民众，时间是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左右，地点在西长安街往西延长线上的五棵松路口。
另
一方面，中共当局不许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接触民众，避免在了解学生运动的真相以后产生同情，对所有进京部队实行封闭式的管理，严格规定官兵们不能私自走出
驻地。在此期间，一边对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进行所谓的政治思想教育，反复灌输“学生运动是一场动乱”的说辞，一边对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进行欺骗宣传，极力
宣扬所谓的“暴徒”毒打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恶行，激发军人的仇恨心理。为了突显所谓的“动乱”、“暴乱”，中共当局极力制造军民冲突，例如本来可以利用
北京地下战备通道将参与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的部队安全地运送到人民大会堂等地，陆军第65集
团军等部队就是利用地下战备通道进入了人民大会堂，但故意让部分官兵弃地下战备通道而不用，在地面赤手空拳地向人民大会堂等地徒步开进，引诱民众予以阻
拦，造成军民冲突，达到激发军人对民众的仇恨心理。不得不承认，中共当局的这一招数使用得非常成功。在“六四”血腥镇压行动中，确实有不少解放军戒严部队
军人将民众当作誓不两立的敌人对待，下手毫不留情。
例如在西长安街上，一位解放军戒严部队军官二话不说，近距离、以行刑似的方式，用手枪对准清华大学学生段昌隆的胸膛开枪，将他打死。当时段昌隆手无寸铁，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只是希望劝解对峙的军民双方。
例如在西长安街上，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不放过连中三枪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吴国锋，一名士兵将刺刀捅进他的肚腹，使劲往下拉，造成长达七八公分长的伤口，一位军官又往他的后脑勺补了一枪。
例如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南长街南口附近，解放军戒严部队不准民众救助中枪倒地的、年仅19岁的北京月坛中学高中学生王楠，一位老太太跪地哭求，遭军人端枪威吓；途经的救护车被强行赶走，最终导致王楠不治死亡。
再
说立功心切这个原因。事实上，这才是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凶狠杀人的最主要原因。在开枪命令下达之前，中共当局已将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和平请愿行动定性为“反
革命暴乱”，将“六四”血腥镇压行动说成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为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杀人制造了依据，同时也为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提供了立功受奖的机会。
中共当局有关参战军人待遇的文件规定，“平息反革命暴乱”属于战争性质，参与平息反革命暴乱行动等同参战，凡立功受奖、受伤致残者，均享有参战军人的优厚
待遇。凡立功受奖者，国家负责优先安排工作，农村户口可以转为城镇户口。这项规定对于来自农村的士兵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大多数士兵又恰恰都来自于农村。
以陆军第38集团军为例，在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1万多名官兵中，就有8名官兵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有4名官兵被北京军区授予“卫国勇士”荣誉称号，有27名官兵被授予一等功，有131名官兵被授予二等功，有1311名官兵被授予三等功，逾十分之一的军人立下战功。由此可见，中共当局是如何大方地奖赏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
由
于上述这两个主要原因，几乎是所有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在接到部队开进命令后，都迫不及待地杀出封闭已久的临时驻地。当天安门广场清场命令下达之时，几乎
在每一个解放军戒严部队的临时驻地都是欢声雷动，磨刀霍霍，官兵们的普遍心理是：终于等到了报仇和立功的机会。据现场目睹者说，1989年6月3日晚上，陆军第38集团军和陆军第63集团军等部队在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兵部的机关大院举行出发前的誓师大会，全体官兵杀声震天，令人不寒而栗。对绝大多数来自于农村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士兵而言，既能报仇雪恨、快意杀人，又能立功受奖、复员后留在城里工作，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呀。例如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炮兵团第9连士兵刘加林，就是因为获得“共和国卫士”的荣誉称号，破例提拔为少尉排长，后来转业到公安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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