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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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与夫人胡絜青、小女儿舒立。 |
“有一位控诉者控诉了自己的父亲！除了在这年月，怎能有这样的事呢！我的泪要落下来。以前，中国人讲究“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于是隐来隐去，就把真理正义全隐得没有影儿了。今天，父子的关系并隐埋不住真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紧，父亲若是人民的仇敌，儿子就该检举他，控诉他”
1966年8月24日，当老舍踏进太平湖了结自己生命的时候，是否会记起他在15年前所写下的这段话？在这篇发表于1951年10月1日《人民文学》上，题为《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的文章里，老舍热情洋溢地描述了自己如何在一场批判大会上受到了教育，面对万众一心的喊打声，老舍也不由自主地加入到这场打人的合唱之中。
在这篇文章里，“打人”并非仅仅对某个有血有肉的人进行身体上的凌辱，更是“为社会除害”。老舍号召“跟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不要对那些“在我们面前跪着，颤抖着的家伙们”有所怜悯──而15年后，这个站在人群中喊打的人，自己却成为了这个“跪着，颤抖着的家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当老舍写下这段话时，他刚刚从美国回国两年。此时的老舍正享受着新政权为他带来的种种荣耀，周恩来特别嘱托冯乃超和夏衍亲自写信盛情邀请他回国，他被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内定为文联主席，应邀列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先后被任命为北京市政府委员，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就在他写下这篇《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后不久，他被授予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这个至高的荣誉至今仍是辞典上老舍条目下必不可少的荣誉头衔。
尽管在1949年前，老舍最负盛名的作品《猫城记》里，他有意将新政权的意识形态调侃为“大家夫司基”，还暗讽某些人对“马祖大仙”的崇拜。而在一篇少为人知的作品《大悲寺外》，他曾经描述了一场学潮是如何被煽动起来，并且将一个“慈善宽厚”的学监活活打死的，打人的学生虽然最终得到了黄学监的宽恕，但自己却活在灵魂的拷问和煎熬中。
1949年前的老舍对暴戾毫无疑问采取反对和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但在1949年后，他再次面对以“打人”为口号的批判会时，他却真心叫好，并且表示这是给他上了一课。他是如此真诚地拥抱新政权，在接下来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老舍用自己热忱的实践，展示自己在新社会这座大学校中学以致用。
1957年6月至9月，中国作家协会陆续举行了27次党组扩大会议，批判老舍曾经的朋友丁玲和陈企霞，老舍几乎一次不落，他“感谢作家协会党组给我这样的机会，使我受到永难忘记的教育”，在《个人与集体》的发言中，他批判丁玲“在作协与文艺界里面，破坏团结，搞小集团”，是“唯我独尊的恶霸作风”，其行为“不但自绝于作家，也自绝于人民”──9年后，这句话成为了官方为他钦定的死因。
9月28日，老舍在北京国画界反右派斗争大会上的发言更是精心准备，他痛斥徐燕荪“既是画家，也是恶霸”，他更借陆定一的话强调：“要狠狠地斗争右派，狠狠地改进工作，狠狠地改造思想！”在为批判他昔日挚友吴祖光而特别撰写的文章《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一开篇，老舍就写道：“当我看了有关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之后，我很气愤，觉得过去认识他真是对我的一种侮辱”，尽管事后老舍对吴祖光不乏心怀愧疚之感，但当他在大会上痛斥自己老友时，确实给坐在台下的人做了的很好的榜样。
老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热情配合，对同行和朋友的大力批判以及对新政权的高唱颂歌，甚至连某些人都觉得难为情，在1957年9月11日，老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封给他的匿名信，尽管刊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这封信的内容，但也足见老舍的种种行为确实到了令人齿寒的地步：“老舍，我希望你今后弄笔墨时，还是不溜尻子不捧颂好，应说些实话。难道说目前全国成千成万的所谓右派都不爱国爱民吗？你深深思虑过吗？”
这个曾经被老舍大加批判的问题是否在9年后曾经萦绕在投身太平湖前老舍的脑际？尽管没人知道他在自杀前究竟想了些什么，因为并没有片纸字句留下来，有些人声称他读了毛主席的诗词，这是他最后的想法吗？用革命领袖的慷慨壮怀的诗句为自己送最后一程？亦或是对自己如此真诚、彻底地赞颂的革命却反过来吞噬了自己表达一种难以理解的矛盾？
他的死亡一如他死前最后的想法一样是一个迷，甚至有了专门的调查报告来缕述这些众口异词的说法──老舍的死亡成为了一个传奇，被赋予了各种崇高的意义：“士可杀不可辱”、“用生命为维护最后的尊严”等等，他被人同情、哀悯，但很少有人从中读出某种浓黑的讽刺意味。作为一个命运般的结尾，在他死前一年，他曾在《忆昔》这首诗中歌颂了党的救命之恩：“倘无XX党，荒野鬼为邻”
一年后，当他的妻子和儿子来领他的骨灰时，得到的答复是因为老舍是反革命，不许家属领回骨灰，他们被命令缴了28元火化费后离开，在那以后，“28元”成了北京一个流行语：“打死一个人，也不过花28元”。在老舍遗体被发现的那天，北京有86人被殴打致死，这些被打死的人大多数和老舍的最终归宿一样，骨灰抛诸荒野。只不过他们没有老舍幸运的是，老舍最终还可以等来被平反并风光大葬的一天，并且还会有人不厌其烦地细细搜求他的死亡故事。这至少证明昔日的名声和地位还是有用的，尽管在他的骨灰盒里，只有一支笔和一副眼镜。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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