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新党章用“创立”二字宣示习近平超越江胡比肩毛邓》中已经讨论过习近平主持的对党章的修改，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就应该非常明白无论是江时期产生的“三个代表”还是胡时期产生的“科学发展观”，都不过是毛思想、和邓理论的衍生物，不能自成体系。而习思想则不然，它和毛思想、邓理论一样，是首次建立起来的自成体系的。习近平就是要用这“创立”两个字清晰表明他习统帅已经与毛、邓比肩，超越江、胡！而且还要让江、胡一左一右陪坐在他身傍，籍此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宣示：你江、胡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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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7日，习近平主持十九大预备会议 |
更重要的时，习近平通过自己亲口念出的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把自己过去一直被宣传成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理论成果以“新时代，，，，，，思想”表述之，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正式宣布了“习近平时代”的正式开启。而在这个“新时代”之前的“旧时代” ，也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
正如笔者在《十九大报告宣布：习近平开启了中共执政第三时代》一文中已经分析过的：华国锋的那几年，显然已经被邓小平和习近平都归于毛泽东时代了。而日后无论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的上台又下台时期，无论是江泽民自称“核心”还是胡锦涛只是一个“总书记”的时期，都隶属于邓小平时代，或者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
众所周知，整个毛泽东时代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毛泽东个人的独裁专制，按照中共政权自己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说法，毛泽东时代“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毛泽东”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而邓小平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则是体现笔者多年前在《江泽民的权力之路》 中曾经讨论过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姓邓还是姓陈”的问题。大致内容是： 直到陈云、邓小平两个中共党内超级政治元老相继过世为止，外界从来都是把七十年代末期之后的中共党内派系分野，简单地归并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陈云为龙头老大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其实，如何治国、如何保党问题上的“改革”与“保守”之争，仅仅是邓、陈在世时，党内两大派系表面上的路线分歧。而邓小平担任第二代领导核心时所面对的政治反对势力，其实是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因为历史上的派系归属和现实政治中的路线分歧而在组织上与陈云自动结盟的一批人;第二部分是因为邓小平在落实自己组织路线时陆续得罪的一批党、政、军元老，特别是军内元老。
众所周知，当年的毛泽东虽然曾经对邓小平表示过特别的器重，但按照毛泽东时代的党内排名，所谓“毛、刘、周、朱、陈、林、邓”，陈云在邓小平面前的身份是“五哥”，邓小平在陈云面前的身份则是“七弟”。倒华成功后，邓小平之所以能够跃陈云之上，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最关键的因素并不是他邓小平在群众中的威望高，而是他邓小平相对于陈云，更有资本和能力控制军队。
相对于邓小平能够在军队系统说一不二，陈云的优势则体现在党务系统和国务院系统。从中共建政之初直到“文革”开始，陈云虽曾有过被毛泽东冷落的时候，但在国务院财经系统的影响力始终不减;李先念对国务院财经系统的领导权，仅仅是在“文革”期间，也仍然没有中断。相比较而言，邓小平在“文革”前的毛泽东时代虽然一度比陈云走红，但基本没有插手过国务院财经系统。等邓、陈之间逐渐出现路线分歧之后，陈云在党务和政务系统的相对优势立刻体现出来。
“一国三公，吾谁适从”这句话出自《左传.僖公五年》，说的是春秋时晋国一位大夫一仆三主，面对晋献公及公子夷吾、重耳三人的“政出多门”，深感无所适从。而从一九八九年六月至一九九二年十月这两年半时间内的江泽民，说起来也是“一国国之君”，身居党、军最高权位，但事实上却同样处于“一仆三主”的局面，左宫元老陈云、右宫元老邓小平，外加当时实际掌控军队摄政王杨尚昆及他的兄弟。
笔者当年曾在一篇文章中调侃说，如果说“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在中共政权里是“一言九鼎”的话，“六四”之前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连“一言八鼎”都谈不上。
相比于当年的邓小平，习近平自登基之初身边绝对没有一个政治能量相当于当年与邓小平并称“东、西太后”的陈云式的人物对他形成有力制衡。所以习近平自封“核心”后，人们不由得就要拿他与毛泽东做比，强烈认为他有可能师法当年的毛泽东，回归党主席终身制。
一个月之前，邓聿文曾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一人领导时代：对中国未来五年的三个判断》。文中说：对于一个没有军功，在登上大位之前也看似没有显赫政绩的领导人来说，习近平在自己的第一任期就获得现在这样的权力和权威，以致中共赋予其“核心”地位，这多少是个未解之谜，因为仅仅凭借他发动的反腐治党和军改，似乎还不足以赢得目前的地位。
自毛之后，中共在最高层是受到制衡的：邓有陈云的掣肘；江在前期受制于邓，在后期受制于其他派系；到了胡时代，不但有江在背后制约，更有其他领导人分权，所以才有所谓“集体总统制”的说法。中共领导体制的这种变迁，虽然谈不上朝向“民主”，但确实有分权制衡的形式，即使像邓这样的强势领导人，他事实上也做不到一言九鼎。
然而此种现象到了习时代，则为之一变……。标志习的权威得到真正确立的是“核心”的提出。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以党内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习的“核心”地位，从而成为中共历史上的第五代“核心”。毛邓的“核心”地位都是自我赋予的；江虽然也被称为第三代领导人的“核心”，但其“核心”地位是邓赋予的；习的“核心”地位形式上虽然是党赋予的，但实际上是他自我赋予的。故同为“核心”，习要强过江，和毛邓比肩；而从权力实际受到的制约来看，习还要强过邓，仅次于毛。
十九大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习的核心地位和思想后，习也就彻底逆转了自邓以来中共高层领导体制的分权制衡局面，向毛时代的“一人领导体制”回归。因此，在未来五年，党内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挑战习的权力，动摇其权威，能够做到这一步的只能是来自外部的危机。
分析至此，就不难明白，无论是习近平宣讲的十九大政治报告还是马上就会公布的对党章内容的修订部分，最重要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让习近平的个人独裁，也就是邓聿文文章中所说的“一人领导时代” “政策化” 、“法理化”、“规章化”、“制度化”。在此前提下，恢复党主席制只剩下一个时间问题了，快则就在十九大上修改的党章中一步到位，慢则再等五年，籍此将自己的两届总书记之后继续留任的行为也一并“合法化”。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 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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