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半张残破的纸片，它对我们来说太珍贵了[1]。这是父亲邱会作被关在北京秦城监狱时偷偷写的[2]，1980年6月由我们探监时暗中夹带出来。纸上的大字是监狱工作人员写的供在押者借阅的图书目录，小字是父亲的手迹，写在纸的下边空白处和背面。他利用私藏下来的半张纸片，写了个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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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 李作鹏、吴法宪、黄永胜、邱会作 |
父亲在这半张破纸片上写的内容是：
1）从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开始重新进行审查[3]。今年四月底以前为全面审查，五月以后几个问题重点审查。目前正进行揭发交代，也可以说是深挖。深挖的高峰已过去。对我来说，无论怎么挖，也只能挖出一只空棺材来。何时结束不得而知。不管他们用什么方法，我都不害怕，因为我对自己有什么问题始终是心中有数的。勿念。
2）这次的来人不善，我亦不惑。至今为止他们得到的是：（一）同林的关系、（二）反对、（三）死人[4]。“武”“谋”“逃”他们始终未正式提出[5]，只有影射。我则有什么说什么。对我的交代，他们多数似满意。
3）在整个审查中，他们的言谈：吉凶并重。对前者不幻想，对后者不惧怕。他们流露过，下面提出过要公审。这可能，似乎不会这样办的，即使如此，我也毫不在乎。
4）他们公开说过，出去的日子不会很久了。又说，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是几个人的问题。我估计，我们四个人会一起处理[6]。以我推测，他们未必抓到了黄、吴“武”“谋”“逃”什么证据。
5）我写的这点意事（思），路光可能理解得多一点[7]，因为前两次你们来时，他的一句半句的说话就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路光这次可能不来。你们可把意思抄给他。不要给你妈说。以免增加她的负担。此件绝对不可外传。千万，千万！
我的凄惨这不说了，但愿有面谈之日（完）
只有这一片纸可利用，故写得很简单。我知道你们七一前后会来的。又及。
现在我找出这封信重新读，好像又回到三十多年前。
1971年9月24日，我的父亲邱会作被“隔离反省”，从那以后很长时间我们不知他在哪里，是生是死。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老干部被批斗关押折磨去世后，实行严格保密，根本不通知家人。我们担心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们这。
1979年底，我们接到公安部的通知，可以到秦城监狱探视关在那里的父亲。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天大的喜事，知道了父亲还活在世上。遗憾的是，因为我在无锡工作，于次日早上赶到北京不可能，错过机会。1980年2月又通知可以到狱中探视时，我和爱人提前带着不到两岁的女儿匆忙赶到了北京。我们到了秦城监狱，看到了久别十个年头的父亲。他非常消瘦，面色灰黯，衣衫褴褛，一付饱受折磨的样子。但他思维清晰，目光有神，显示出坦荡不屈的神情。探视时间不到一小时，旁边有公安干警监视，父亲不可能说什么“份外”的话。那一年6月，公安部又通知可以探监，我因正在外地出差，不能赶去。事后，我的兄弟把一个残破的字条给了我。它是父亲私留了监狱里囚犯借书时传看的一张目录纸的半张没有归还，利用它空白处和背面写了一些话，偷偷藏在身上多日，已磨损得近乎破碎。纸上面沾满了污渍，但字迹清晰，意思明确。等到家人来探视的那一天，父亲和子女们紧贴着坐在一起，任凭看守人员在旁边盯着，全然无事一样。父亲察言观色，趁着看守松懈之机偷偷地把字条塞在子女的手里，带了出来，最后传到我这儿。我仔细地看过之后，把它小心收藏，直至今日。
这个纸条原始地记载了一个被关押与世隔绝多年的人所知、所想，和对事态发展的推测。它虽然只有五百多字，却把我们当时想要知道父亲的状况简要地说明了。主要是：
1）自一九七一年九月后，那场轰轰烈烈的批判揭发运动已历经九年，虽然指责父亲他们的“罪名”在铺天盖地宣传，说的耸人听闻，可居然对他拿不出什么可信的证据。父亲说对自己有什么问题始终是心中有数，这令我们放了心。那个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至今已过去四十多年了，仍然不公开相关档案，像一个“谜”一样留在那里。
2）揪着父亲不放的问题是三个，即和林彪的关系、反对毛泽东及文化大革命、单位里死人的问题。这些被认为有据可查，坐实了案情。然而，它们却都是人事历史关系和具体工作上的问题。当权者想抓的“要害”被父亲概括成“武、谋、逃”三个字（即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企图外逃），对这么大罪行，却不敢理直气壮对他们正式提出，只是影射。那时，在全国作了那么多大批判，说出那么多“证据”，扣上那么多“帽子”，恰恰是“武、谋、逃”这最为关键处没有举出真正的证据。当权者虽然信誓旦旦，其实有些心虚，在父亲面前闪烁其词，躲躲闪闪。我琢磨这一反常态的举止，岂不是正好证明了父亲的无辜。
3）父亲说，对他们的审查是软硬兼施，吉凶并重。当权者自己想要公审，却说是下边提出来的，显得有些虚伪。与此同时，又言称不久就要释放他，这种矛盾心态显出了没有证据情况下的某种无奈。当然，这也可能是在对父亲进行诱供，或是对自己手握他人生杀大权的一种炫耀。但无论哪种情况，都不那么光明正大。这个早在公审之前就由当权者预先钦定下来的内幕，令人感到它有政治报复和羞辱的意思，把法律当作打击政敌的手段了。
我刚拿到这张纸片时，反复阅读，思索着字里行间的信息。父亲说的“九一三”的情况，居然和当局的宣传是如此天差地别。我提醒自己不要感情用事，毕竟父亲是与世隔绝多年的人，只在这个纸片上写了简单几句话，事情还得小心观察，要看真相如何。毕竟，最具权威的不是权力，不是高居权位者的意志，也不是蒙难者一方的表白，而是事实！在社会公正和人类良知面前，它们必须公开。然而，事与愿违，当权者躲闪了父亲涉及“武、谋、逃”事实举证，避开了“九一三”的认真查证，急于对他定了罪。之后相关事态演化和真相的逐步披露，正是如父亲当初在狱中判断的那样发展了下去，这令我惊奇不已。
当时初读这封信，我很悲哀。父亲那句“我的凄惨这不说了”的话，道出了他受到的肉体摧残和精神迫害。文革中对我们这样的子女都不肯放过，往死里整，更不用说对待他了，这我深有体会。父亲写过这张纸条后几个月里，承受了密集的人身折磨，并被施以公审，判处16年有期徒刑。这对一个近七十岁的老人来说是多么巨大的打击。我曾想，父亲要恢复虚弱病残的身心，须要相当时日，也可能从此他就会默默无闻、终老到死。或许当局也是这么认为，那些判罚会变成“铁的历史”，不容任何人窥视内幕，可谓“盖棺定论”了，即便释放了父亲，也永远剥夺了他的话语权，哪怕是对他解除羁押也无妨了。
父亲在公审中刚被定下如此“弥天大罪”，判了长期徒刑，却被立即释放安置。这个突然而来的颇具戏剧性的事，对我来说是有思想准备的。父亲曾写着，“不管他们用什么方法，我都不害怕，因为我对自己有什么问题始终是心中有数的。”仔细品味此话，看来他对自己以后要作些什么，早已有了打算。
果然，父亲刚刚有了点自由，在身体还很差的情况下，不顾治病养伤，立即开始了写回忆资料。他克服各种困难，认真勤奋地工作，笔耕不止，直到2002年他八十九岁去世之前。
父亲留下了数百万字的回忆遗稿、谈话录音、短文，专题著作、书信、日记等。他以亲历者的目光，重新审视反思了他经历的八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革命之路，特别是他亲历的文化大革命。父亲在写作之中走完了他生命最后二十一年的路，其中的艰难和辛苦，难于言表。但他竭尽晚年倾心之力，留下大量真实的史料，成就了他一生中的最后奉献。在这里，我从父亲那些年里写给我的几十封信中选出二十几封，向读者展示他的那段经历，并把它们集成一部《邱会作家书》出版，以纪念为此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敬爱的父亲的一百年华诞（1914─2014）。
这些信的原始手迹影印件在书中全部展示了出来，但读起来多有不便。我把每封信都用印刷体文字刊印、配以注释，后面再写一些背景情况介绍。希望这样能够有助于读者进行阅看和理解。父亲的信按着时间顺序先后排列，一一串起来，其中还插入了一些信中提及的手稿、信函、录音稿和相关作品作为附件，把它们和那些信配合起来看，更能显示那二十多年来父亲的心路历程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2014年4月
【注释】
[1]这是长约19cm，宽为13cm的半张纸。上边的内容写在了正反两面上。这里展示的是原件的正面和反面扫描图像。
[2]秦城监狱为1950年代修建，位于北京北郊秦城，是中国关押高级政治犯和不同政见人士的专用监狱。
[3]1971年中央专案组曾对邱会作等进行过审查。这里指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9年重新再对他们进行的审查。
[4]指“同林彪的关系、反对文化大革命、总后机关在运动中有人死亡”等三个问题。
[5]指“妄图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外逃”等罪名。
[6]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他们是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于1971年9月被隔离审查。
[7]路光，指邱路光，邱会作的大儿子，程光的哥哥。
选自程光编注《邱会作家书》，明镜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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